关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若干看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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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若干看法陈玉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进行深度调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也面临发展速度减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做出“新常态”的分析判断。2015 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提出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提出的,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它反映的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增长的那部分,能够综合
2、各投入要素的效率,反映生产中除投入以外的其他技术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就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为此,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有不周之处,敬请朋友们提出批评和指正建议。一、相关文献的梳理。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经济目标之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解为三项,即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其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集约型的经济增
3、长方式。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都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开发利用效率。它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在计算上,全要素生产率是除去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和技术进步的程度。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
4、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 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 GDP 增长也应该是 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 GDP 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 8%,这多出来的 3 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体现,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
5、成果主要有:有些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经济学家胡鞍钢分析指出 1978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得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重要结论。张军等测算中国 19521998 年的 TFP 增长率大约在 10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39。吴三忙对19532003 年问各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资本贡献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409,劳动产出则为 47,全要素生产率仅为 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 1287,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资本驱动型。石磊等通过
6、对 19782003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 1992 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 O 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郭庆旺阿测算了中国 19792004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仅为946,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吴延瑞 t“tl 对中国 19922004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出了最新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 27,远小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的类似估计值。因此
7、,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现有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标准不一致。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统计指数法(如张军)、非参数Malmquist 指数法和索洛余值法。对于索洛余值法,其主要思想是以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但这样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测算误差,从而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这种余项或残差本身并不能在模型系统内得到有效的解释。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
8、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
9、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作为必须坚持的新的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行动。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
10、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 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和按人均 GDP 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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