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论文.doc

【精品文档】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仅供学习与交流商业银行论文.精品文档.银行脆弱性与我国银行脆弱性治理经济092 单超军 0909021038【摘要】从银行的自身特征来看，银行机构天然具有脆弱性。当这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的生成机理，可以概括为银行体系内脆弱性聚集、临界点冲击、银行危机爆发三个阶段。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政府部门为了有效治理银行体系脆弱性，一方面要将传统的行政约束转变为法律约束，另一方面要将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主体地位法律化。在加强法律约束的同时，重建储蓄银行序列，进一步加强银行组织体系建设【关键词】银行 脆弱性 危机 传染一、银行脆弱性的形成机理所谓银行脆弱性，是指由于高风险状态的存在和演化造成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其内在不稳定性及易受攻击性。银行是一类特殊的企业，具有高风险、高负债等特点。从银行的自身特征来看，银行机构“天然”具有脆弱性。具体而言，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资产负债期限及流动性的特殊性从资产负债期限和流动性需求来看，银行脆弱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银行机构流动性功能的丧失。银行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的匹配和银行资产负债的质量。如图1所示，一方面，银行的负债主要体现为存款人的存款，资产主要体现为对借款人的贷款。银行负债的期限较短，流动性要求较强，而银行资产的期限较长，流动性较差，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另一方面，当存款人要求支付时，银行必须无条件的支付，银行的负债具有硬约束，而银行的资产有着很大的风险敞口，到期后存在着违约的风险，银行资产是软约束。资产负债期限长短的不匹配，资产负债约束上的不对等，造成银行内在具有脆弱性。银行能够持续经营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存款人不会同时提款，动态地观察一个时间区间，部分存款人的提款总是可以由另一部分存款人增加的存款所替补，进而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存款存量。存款客户越多，存款存量则相对越稳定，银行能保持一定的头寸以应付日常支付的需要，并将多余的、相对稳定的存款资金运用于具有较高的收益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业务上。但是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存款人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提款，银行负债的流动性需求激增，银行自身存款存量不足以满足这种突发的流动性需求时，银行则陷人危机。(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是银行企业特征的表现，银行与普通企业一样，有着银行股东(所有者)与银行经理人(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银行管理者掌握银行的实际运营情况，具有信息优势是代理人，银行股东作为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当信息不对称在两者之间存在时，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满足激励相容。不当的治理结构可能使银行经理与所有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银行管理者为了追求高利益，不仅偏好于投资高风险项目，而且也可能投资在他们已知内情可能失败但却可以为自己谋利的项目上，不恰当的激励一约束机制，还可能产生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引发的银行内部人犯罪，增加银行脆弱性。(三)信息生产者和信息需求者双重身份的重叠如图2所示，单个银行在信贷市场上既是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需求者，双重身份的重叠使风险更容易在整个银行体系内聚集，表现为内在的脆弱。具体而言，当银行考虑是否对借款人贷款时，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缩小这种信息地位上的差距，银行有动力从公开信息中获取借款者的更多信息，即表现为信息的需求者。但是当银行完成对某一个企业贷款的发放后，银行又成了信息的生产者。因为对于被授信企业来说，它获得了一个正的外部性，即它有可能更加容易地从其他银行取得贷款。特别是当生产这一信息的银行在银行系统内有着良好的声誉和雄厚实力时，这一特征更加明显。银行机构的这一特点，导致银行的授信目标趋向同一，当被授信企业发生违约风险时，风险更快地在整个系统内的传播，表现为整个银行体系的脆弱。银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银行的脆弱性仅仅表明银行业具有不稳定性，它并不等同于银行危机。但是这种微观脆弱特征的集合，宏观表现为银行体系的脆弱，当这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但银行体系中的脆弱性水平并不是均匀分布的，那些激进的银行比稳健的更容易发生失败，所以银行危机的发生路径，往往是遵循着由局部到整体的原则。由此可知，银行内在的脆弱性正是银行危机生成的根源。图3具体描述了这一逻辑关系。在第一阶段，即AB所示过程。引用Minsky的金融脆弱性假说，可以将经济单位的金融状况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抵补型投机型 (speculation)和庞氏型 (Ponzi)。由于在这一阶段经济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的一个上升周期，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普遍持乐观态度。在这种的氛围下，抵补型企业份额逐步缩小，而投机型和庞氏型单位所占分额越来越大，风险在银行体系内部聚集，银行脆弱性水平逐步升高，在某些银行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对效率低下的银行对银行整体脆弱性水平上升表现得更为敏感，脆弱性水平上升速度远远高于银行体系整体脆弱性水平上升速度，进而到达局部银行危机的临界点B。在此阶段由银行脆弱导致局部银行危机，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有两种途径，一是脆弱性的自我实现；二是脆弱+冲击。具体而言，脆弱性的自我实现是指当局部银行脆弱性水平到达一个很高的程度即使没有遇到外部的冲击，但只要存款人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心理预期的改变将会导致向本已脆弱的问题银行挤兑存款，进而爆发银行危机。脆弱+冲击模式则更为易于理解，简单说就是问题银行本已十分脆弱，即使面对小小的外部冲击也会导致其流动性功能的丧失，发生银行危机。不论哪种模式，这一阶段描述的都是不易于被人们观察到的隐性的银行脆弱性向显性的银行危机转变的过程。最后，BB段描述的是银行危机持续的一个过程。银行危机的生成机理，可以概括为银行体系内脆弱性聚集_临界点冲击一银行危机爆发三个阶段。二、银行危机传染渠道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上银行事件或危机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出现了一系列因一家或多家银行倒闭而在整个银行体系引发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不同于一般的个别银行风险事件，呈现出独特的机理并形成极大的外部溢出效应和社会成本。银行危机传染与一般企业财务危机的线性传导不同，在传染路径上不但是非线性的呈弥散状态，在传染过程中还具有乘数放大作用。这一过程与自然现象中的蝴蝶效应有相似的形成机理。银行危机传染渠道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渠道为被动式传染，此传染渠道强调诱发银行危机的因素为外部因素，如利率变动、油价波动、汇率变动等。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和货币联系导致危机在各个国家之间传播。这些经济层面的波动影响到一国实体经济，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还款能力和贷款额度，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使银行业受到严重的冲击。第二种渠道为通过银行间实际业务传染。此渠道强调系统内各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危机传染的渠道。在国内传染方面，银行之间在存款、信贷和支付体系上相互联结，一家银行倒闭势必引起与之关联的银行发生支付困难，如果其自有资本不能补偿损失，该银行可能将倒闭，链式反应依此传递，引发银行业系统性危机。在国际传染方面，一国发生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导致该国资产价格降低，国际各大银行和投资机构必然调整其资产组合，减小或放弃与危机发生国相似的资产，从而给其他国家的银行带来冲击，引发跨国银行业系统性危机的爆发。第三种渠道注重由信息引发银行危机，强调银行倒闭的溢出效应。危机在这些机构中的传染不是依赖不同银行间的业务联系，而是由于投资者的信息分析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当一家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倒闭时，投资者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将会考察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其他金融机构是否将被传染；如果某银行资产风险暴露与倒闭银行相似，投资者为避免风险将会提前撤出资金，给该银行带来流动性困难，引发倒闭。银行的信息获得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决定了投资者是否会对银行进行分类。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会付出获得信息的成本和处理信息，只有大的投资者在平衡收益与成本后才会对银行做出鉴别；其他中小投资者则采取跟随策略。这种羊群效应会扩大投资者的银行信息鉴别对银行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加速危机的传播。三、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治理措施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具备相对完善的法律机制和行政体系，政府对于银行体系的管制与监管的能力与水平较高，市场竞争充分、规范、严明，银行体系受到充分而有效的外部约束。相对而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实施保护银行的政策，阻止经营失败的银行机构破产退出，市场约束受到抑制，政府约束也不充分，这些都弱化了银行机构的自我约束，引发较为普遍的道德风险。对于我国银行体系而言，迄今为止，只发生了行政性关闭银行事件，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银行破产。银行信用依靠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使得银行自身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强化自身信用。因此，我国银行体系必须进一步强化约束机制。(一)行政约束的法律化目前，政府在市场约束方面往往充当经营不善的银行机构的保护者。银行与政府间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企业间紧密的行政联系，管理关系往往超越法律关系，权力等级成为处理银企关系的主要原则。简言之，行政原则替代了法律原则，这就大大削弱了政府约束。银行体系热衷于密切同政府的关系，以便获得政府给予的政策资源。一些地方政府也热衷于干预银行，以期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这样一种“银政”关系产生诸多负面作用，事实上大大弱化了有效的政府约束，制约了银行体系的市场空间和法律空间。损害了银行机构的独立性，导致并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因此，为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明确政府定位，实现银行行政约束的法律化。改造银政关系的重点在于明确政府定位。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对银行体系进行有效的管制，同时作为行政执行者对银行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推进银行业管制与监管全面到位。具体来说，政府必须放弃作为银行体系的管理者、决策者、裁决者和保护者的角色，而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监督者和执行者。因此，政府使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政府成为立法管制者和监管执行者。只有这样，市场约束才能发挥基础作用，银行体系的独立性才能得以强化，并可以积极应对市场风险，完善自我约束，从而实现有效的外部约束。(二)分支银行的法律化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在横向上体现为银行与政府的权属关系，在纵向上体现为总行、分行、支行按照行政区划划分层级。这样的行政化垂直分层体系不利于落实法人治理结构，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不利于提高分支银行机构的资产质量，相关监管和监察工作也存在诸多盲点和难点。当前，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主要集中在总行层面，即完成公司化的银行体制改革但对于分支银行机构而言，法律地位与责任和治理结构并不明确，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对此也未做出规定。我国银行机构体系的业务与资产主要集中在分支银行机构，但它们不具备法人资格，不存在因经营失败而破产退出的压力，自我约束薄弱，道德风险较高，案件频发小机构出大问题的情况十分突出。分支银行机构实际上的独立经营与法律上不具备法人地位的情况形成矛盾。大量的分支银行层面的治理结构问题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如果分支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不解决，我国整个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将很难克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削弱分支银行机构的实力，强占其金融资源，用以满足地方企业或地方经济的需求。这种势头在个别地区积重难返，恶化了当地的金融环境，造成了资金的净流出，事实上损害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于分支银行的资产在法律上属于总行，同级的地方行政机关并不会受其资产质量恶化的困扰。因此，现有体制下，对分支机构的监管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且还存在许多监管盲点。即便分支银行承担有关法律责任，但以何种身份承担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实的状况是，分支银行接受监管机关的罚款，分支银行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接受监管机关的监控。这样的监管既非充分，又非及时、深入，事实上不能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尤其不能发挥有效的预防作用，基本上是事后惩罚。总的来讲，我国银行体系的法律与管制支持是非常薄弱和滞后的，缺乏界定信贷银行、政策银行、储蓄银行、分支银行、社区银行等功能的法律，缺乏将银行机构的法律地位与责任、业务能力与范围等明确下来的法律体系。现行的商业银行法是一部管理性质的法律，还不是一部规范银行机构和银行业务的法律。由此，监管部门对于银行机构只能做行政上的对接，组织原则上的监控，而不能根本摆脱管理者的角色。改造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改组分支银行体系等，都要求立法确立银行机构的独立性，明确其法律地位与责任，界定与规范其功能，为银行管理、经营和业务活动提供法律支持，为银行监管提供法律依据。(三)重建储蓄银行序列我国的银行体系出自人民银行体系。首先，从该体系分离出来的是中央银行体系与国有银行体系；其次，从国有银行体系中分割出商业信贷银行体系和政策银行体系；第三，从人民银行或商业信贷银行体系中分割出其他金融机构；第四，将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从事实上的储蓄银行或社区银行提升为商业信贷银行序列；最后，开放金融业，引进外资银行。但在这一系列的分割与引进中，没有保持储蓄银行功能与信贷银行功能的必要分离，而将所有储蓄银行机构一刀切地转变为商业信贷银行机构。这对于那些不具备开展信贷业务条件或信贷业务能力低、水平差的原储蓄银行机构而言，直接导致了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发生大量的信贷业务失败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信用社体系。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本来主要的功能是储蓄银行，信贷功能比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将其纳入到商业信贷银行序列，就形成了其资产业务的大面积恶化。信用社体系的改革还需要在储蓄功能和社区银行功能方面下功夫，对是否赋予其信贷功能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此，我国银行体系还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进程，实现信贷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分离。在现行的银行改革中，总行得以强化，一系列的支行和二级分行的信贷权力被上缴，事实上恢复了这些分支银行的储蓄银行的传统地位或功能。简言之我国的银行体系不适合将所有分支银行商业化，许多分支银行的基础功能还是储蓄银行，在此基础上可发展成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从储蓄银行向商业信贷银行过渡的中间状态，即在本社区内吸收储蓄，并开展小额的、有限制的信贷业务。同时，改组分支银行机构要求，还可以为事实上已经营失败的分支银行机构建立退出渠道。一种方案是，通过分支银行间的购并来实现失败者的退出。包括同一银行内部的分支银行间的购并，以及不同银行间分支银行的购并；另一种方案是，将分支银行的退出与开放准入结合在一起，新进入的银行机构购并部分既有的分支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