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26页).doc

-当代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第 26 页 当代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21世纪在即，“回顾与前瞻”构成各学科领域的世纪“门坎”问题。综观语言的发展现状、考察相关科学的影响，语言学研究将在八个方面发生相应的转向，即由微观转向宏观、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系统转向运用、由描写转向解释、由结构转向认知、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分析转向综合、由模糊转向精确。认准趋势、把定方向，就能跟上语言学的发展潮流，促进语言学的研究。关键词：21世纪；语言学；发展趋势；八大转向    面临世纪之交，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21世纪是怎么样的？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会给人们带来思考与启发，指明方向与目标，所以，对各个学科和领域来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世纪“门坎”问题。    语言学被许多学者看作是先行科学，回顾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透视21世纪的前景是语言学领域亟待研究的课题，也是每个语言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近几年，此类相关文章时有发表，先声已奏。这里，我们从八个方面来谈一下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以就教于同行方仁。    1. 由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    1.1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宏观化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宏观化，指的是语言学不再把语言体系作为自己的唯一研究对象，其视野正向言语活动和言语机制延伸。    20世纪是语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飞速发展的时代，学说纷繁，学派林立。但纵观百年历程，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学说为支柱的结构主义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结构主义建立了三种理论框架，其语言对象观把语言学研究紧紧束缚在了微观领域。(1)索绪尔（F.deSaussure）认为：“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 1（集体模型）”。（索绪尔，中译本：41）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纯系统的框架。(2)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同上：43）显然，这种观点把语言视作一种自足、封闭系统的框架，把语言与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时空等因素割裂开来。(3)在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语言和言语概念并加以严格区分的是索绪尔，但他对言语采取了“搁置”的态度，认为“言语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语言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同上：42）实际上，他所承认的语言学仅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语言学是单一语言的框架。客观地讲，三个理论框架的思想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这些“框架”亟待打破。首先，语言在本质上是非纯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的层级符号装置，除了共同的东西之外，在每个人的意志之中还储存着语言的种种变体形式。比如各种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存在，各种语体的作用等；再则，语言学领域只留下属于系统内部成分的做法不仅影响语言研究的质量，甚至导致研究者根本无法真正触及语言的本质，因为“外部要素”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关系要素”。“人是使用语言的主体，人们正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中使用语言的”。（戚雨村，1997:3）最后，语言和言语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关系。尤其不能忽视，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语言体系是在言语活动中变化发展，所谓语言交际正是在特定言语环境中通过选择语言材料、建构活动来完成的。所以，离开言语活动而研究抽象的语言体系会使语言体系本身陷于枯竭境地。    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在语言学由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转向时，首先是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要立足于语言体系，更要放眼于异质系统、外部系统以及言语系统。实际上，近些年语言学家对方言学、文体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国情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分支学科的关注就充分证实了这一转向的存在。    1.2 内部学科交叉向纵深发展    索绪尔为语言学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索绪尔，中译本:26）目的在于使语言学尽可能摆脱对其他科学的依赖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科学的发展正在冲破各种条块分割的樊笼，学科渗透、交叉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宏观发展趋势。可以说，到21世纪，任何一个学科“独往独来”的局面必将不复存在。    学科渗透首先表现在语言学内部分支学科彼此间的交叉上。传统语言学条分缕析，各自都固守自己的阵地，在为其独立地位而奋争。但是语言现象十分复杂，单从某一分支学科很难看到语言的本质与全貌。所以，各学科不仅要吸收并采用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来完善自己。我们以语义学和话语学这两门热门学科为例。    语义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语言单位（词素、词、词组、句子、熟语等）意义的科学。现在，这门科学实际上已成为研究语言所有层次和单位意义方面的科学，它和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学科都挂起钩来，形成了词汇语义学、构词语义学、词法语义学、句法语义学等。    话语语言学同样如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连贯性言语进行超句分析，以探索言语构成规律。但自该学科形成以后，它便成为各门学科竟相“联姻”的对象。以下简单介绍五种交叉学科：(1)话语语用学其任务在于调查不同的话语中不同的言语行为有哪些组合与排列的可能性，寻找语用共存性；(2)话语语义学其任务在于探索话语语义接应的基础，描写并解释各种相互接应的话语的语义关系；(3)话语语法学研究话语的形式接应问题；(4)话语修辞学研究话语的表达方法和技法，研究各种语言手段在篇章中的修辞功能和各种功能语体中语言使用的特点；(5)应用话语语言学主要研究话语语言学与文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的关系问题。    1.3 边缘学科研究成为主流方向    从语言学发展的轨迹来看，18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9世纪是历史比较的世纪，20世纪是描写和转换生成的世纪，21世纪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世纪。    步入21世纪之后，学科渗透将超越学科本身，语言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外部横向交叉将成为语言学的主流方向，边缘学科的研究会大大促进语言学本身的发展。    首先，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会产生或完善下列一些边缘学科：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它包括三个分支：哲学语法、哲学语义学和逻辑语言学；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也叫人种语言学，在美国习惯叫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anthrop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ecololinguistics）；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它包括理论社会语言学（一般社会语言学、结构社会语言学、描写社会语言学、比较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史等），具体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交际语言学、族际语言学、性别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等）以及应用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或语言工程，语言政策学或语言政治学）；地理语言学；语言人口统计学；军事语言学；民俗语言学；情报语言学；艺术语言学；经济语言学（商业语言学）；政治语言学；教学语言学和未来语言学等。    作为“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晴雨表”的语言，不仅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早已成了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使得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共同研究领域日益增多，边缘学科层出不穷。    比如，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它一般包括组合语言学（亦叫非数值语言学）、定量语言学（亦叫数值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语言年代学、代数语言学、算法语言学和模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以及与此相关的边缘学科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等；声学语言学（acoustic linguistics）；生理语言学（physiological linguistics)，包括神经语言学和神经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或临床语言学（clinical 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包括理论心理语言学、应用心理语言学、哲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人类心理语言学、生物心理语言学、神经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语言学、犯罪心理语言学和实验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bio-logical linguistics）；宇宙语言学（cosmical linguistics）；化学语言学（chemical linguistics），等等。    2. 由单一转向多元    2.1 由单一层面的研究转向多层面的研究    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研究的超级化倾向。所谓“超极化倾向”就是指语言研究突破两极的扩量发展，一方面追求超大，一方面追求超小，从而打破了把语言看作是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的框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在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中，历来是句本位思想占主导地位，研究对象一般不超出句子的范围。但客观事物、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句子与句子之间同样如此。语言学的发展充分证明，句子的价值体现于连贯言语的组成之中、体现于与其周围的上下文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必须要把句子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通常不是句子而是由一组句子构成的复杂整体，才是连贯性、独白性言语的实际单位。只有这种复杂的整体，才能表达一个复杂完整的思想，并在上下文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是单个句子所没有的。（王福祥，1994:20）这样一来，当代语言学就要求开展对大于句子的结构超句、句群、段落、篇章的研究，研究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的衔接手段。语言学这一发展的结果是直接促成了话语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篇分析、言语交际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兴盛。    在结构语言层级系统的理论框架思想影响下，语言层次一般公认有四层，即句子词词素音位，它们都是可视可听的层面。那么音位这个下限层面是否可以突破呢？这是当代语言学家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物质结构的多层次性，人们相继发现了质子、中子、电子等这些“基本粒子”。到了本世纪50-60年代，人们又深入到基本粒子内部的更深层次，再次证明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事物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对语言学的研究形成了冲击，带来了方法论的启迪作用，于是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对可视、可听的单位的研究，还要探究更为深入的层次。先是受基本粒子思想的影响，于本世纪20-30年代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科依（N.Trubetzkoy）突破音位概念，提出了“区别性特征”理论；紧接着，语义学家打破了义项下限的束缚，把词义分成了义素；继而，语言学家利奇（G.Leech）把意义也分成了7种类型，即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语法研究同样不甘落后，比如菲尔默（Ch.Fillmore）的格语法就把名词性语义成分的功能细分为施事、受事、受益、对象、工具、时间、地点、方式等。这样，将一种语言现象再细分为更小的组成部分，从中捕捉更为微妙的性质、变化、特征、差异，使语言研究向更深入的方面发展。    语言学突破下限的超级化研究给当代语言学带来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参见徐盛桓，1992:13）    (1)出现了“梯度”概念。所谓“梯度”是指一种语言现象不一定非此即彼，而可能是一个模糊的变量，“此”和“彼”可以互相过渡、渗透、转化。以下列两个图表为例：                  名词可数性程度的梯度表      可数                                          不可数    book.stone.cattle.Himalayas.pleasure.equipment    100% .80% . 60% .   40%   . 20%   .    0%              名词的各种功能作主宾语的梯度表     主语：    施事对象受事受益工具时空方式     宾语：    对象受事受益工具时空方式施事    (2)出现了“连续性”概念。“梯度”概念的出现对语言的固有性质离散性带来了新的认识。过去大家认为，离散性是语言的一个普遍的共性，它不允许与连续性有半点妥协。但从梯度分析来看，语言又有非离散性即连续性的一面，只有连续性才能构成一个呈现梯度的连续统。以反义词的“语义连续统”为例：（见伍谦光，1988）                                                      always .often.seldom.never连续性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为运用系统和层次、连续和间断、可分和不可分、渐变和突变、精确和模糊等对立统一范畴来深入研究语言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由单级分析转向多级分析    当代语言学讲究多维化，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突破传统语言学的单级语言学研究方法，采取多级分析法探究语言现象。    后期乔姆斯基（N.Chomsky）理论在研究句法时采用的就是表层结构和底层结构相结合的多级分析法：表层负责信息的合理而经济的负载与传输，担负语法和语用功能；底层负责意义的逻辑生成。例如，N1-Ving N2（如 peace-loving people, street-sitting people）就可以对应5种不同的底层结构；N1-Ven N2（如 tailor-made coat,air-conditioned office, tongue-tied boy）就可能对应3种不同的深层结构。    俄语同样如此，多级分析法日渐扩展。比如，当代语言学家什维多娃（.）就是用一种“非线性的、多级的、从最抽象的特征和特性到较为具体的特征和特性”的方法来分析俄语简单句。她首先把简单句一层一层地分解成各种不同抽象程度的形式和意义要素，然后从最抽象的句子形态组织出发，逐级进行分析和描写，最后深入到较为具体的语义结构和语调、词序的变化，构成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完整的简单句体系。什维多娃采用多级分析法的结果是把简单句区分为形态组织（即不取决于语境的静态结构，主要指体现述谓性的、可切分出主语和谓语的结构模式）、语义组织（即句子的意思组织，它是从语义方面对句子信息内容类型的概括，可以切分出主体和述体）和交际组织（即取决于语境的动态结构，句子依赖它实现交际，可切分出主位和述位），从而对句子这个语法核心单位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并给予其它语言研究以启迪作用。    2.3 从单语言研究到语言比较研究    乌申斯基曾说过：“比较是认识和思维的基础。我们认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比较，而不是采用别的什么方法。”（.，1939）哈特曼结合语言说得更具体：“比较是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的某种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可以说语言学的所有分支都是某一种类型的比较，因为对某一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含对这一现象中的各种表现的比较分析”。（Hartmann,1980:22）    比较方法运用于语言学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对语言学的第一次系统比较是发端于18世纪末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它是对一些属于同一亲缘关系的不同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其目的在于探求这些语言的历史渊源，发现它们的变化规律，推断重构它们的共同原始语。“历史总是呈螺旋式上升的”，语言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今天再次转向了比较研究。但这次转向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比较面之广、涉及程度之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无法比拟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对比语言学方兴未艾。对比语言学也是一种比较，不过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比较。因为它所进行的是不同语言之间共时的比较，而且，所对比的语言之间不一定具有亲缘关系，比较的目的则是描述语言的相似和差异。当前，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趋势：(1)对比领域从传统的语音、语法对比向篇章、语用、语义对比扩展；(2)理论对比语言学研究受到格外的重视；(3)应用对比研究兴盛，而且更注重与其它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相结合。    二语言的普遍性对比研究向纵深发展。语言的普遍性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语言类型学和语言特征学两门学科。前者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找出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典型不同之处，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类型分类。后者的目的是揭示语言中有限的区分性特征。与以往不同，当代语言学家在进行此项研究时非常重视客观性、科学性、精确性的统一。    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迅猛发展。语言学的发展大大扩大了对比研究的领域，使得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也席卷而来。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谈交际离不开文化，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交际的工具。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主要与三个新兴交叉学科密切相关：    跨文化交际学。该学科源于美国，始于60年代，目前几乎是世界各国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产生与三大因素相关：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世界性时空的紧缩所带来的全球化意识；形形色色的文化交融、各种各样文化群体间的交往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在当今文化交织而且多变的世界上想成为善于跨文化交往的现代人的个人意识。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边缘学科，其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等等。但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其理论核心是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即：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和同一主流文化同人际交往过程所涉及的变量基本一致；任何人际间的交际在本质上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从总体上来说，跨文化交际学主要研究交际和文化的关系，具体地讲，其研究内容包括5个方面：（贾玉新，1992，见4:57）(1)学科的理论概念（诸如交际、文化、社会、跨文化交际、交际过程概念）；(2)学科的哲学思想（主要涉及研究方向，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文化、知觉、赋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3)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交际行为及编译码过程的诸因素；(4)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5)探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实现有效交际。如果结合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内容尚可更具体一些，包括9个方面：（胡文仲，1994，见4:59）词汇的文化内涵；词汇缺项；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常用的文学典故；语篇结构；文体特点；语用规则；讲话顺序；非语言交际。    国情语言学。国情语言学源于前苏联，兴起于70年代。它最早是作为对外语言教学的一个方面提出来的，并把它列为与语音、词汇、词法、修辞并列的第五个方面，强调通过俄语和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介绍国情知识，从而达到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移入之目的。国情语言学目前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教学与学术领域呈现发展的态势。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是由该学科的两个重要性质所决定的。(1)文化语言性国情语言学注重联系社会文化对语言进行研究。换言之，它以语言为中心，综合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以称名单位（主要是词汇，包括成语性词组、成语、谚语、格言、典故等）为剖析、对比的对象，一方面研究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诸因素的变化，一方面联系语言对社会、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蕴含在语言体系之中的、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国情知识。(2)语言文化性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有三种功能构成了国情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交际功能（ ），即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第二，载蓄功能（ , ），即语言是民族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和集体经验的贮藏器；第三，指导功能（ ），即引导、影响和培养人的个性的功能。交际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其首要任务是要把正确的国情知识正确无误地教授于人；载蓄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存贮器，要尽可能通过语言把全部知识、民族文化和文明移入学习者；指导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子，要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对学习者施加正面影响，使其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受到民族文化教育。总之，作为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学科之一，国情语言学的研究将受到更多人的注目，尤其是它所倡导的语言教学必须同国情知识的传授紧密结合这一原则思想必将会影响到21世纪语言学的发展。    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开创于中国，兴起于80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是研究、比较汉语及其方言、汉语以及汉民族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科学。它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使然。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心理文化。而语言同这三种文化均发生关系，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三个层次文化的投影。另外，从外因上讲，文化语言学受到国内外其他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试图沟通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重新确认语言本身的文化价值；再则，从内因上讲，汉语学界长期偏重于形式研究，而文化语言学就是试图摆脱旧理论模式的束缚，在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方面获得深层的诠释。依据邢福义先生的观点，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应是文化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的融合和提炼，其中有三种方法被认为是基本方法：一是实地参与考察法，即调查的方法；二是共层背景比较法；三是整合外因分析法。（邢福义，1990）因为文化语言学是一种民族人文科学，所以它要求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对比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在宏观上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语言和方言生成、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在微观上从文化背景出发，寻找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各种特点生成的原因。由于文化语言学覆盖面较广，加之众多学者在一些理论原则等方面尚存分歧，所以由此形成了三大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邵敬敏，1991）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它不仅有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奥秘，还会促进邻近学科的发展，所以，它的生命力在21世纪的语言学潮流中将会充分显示出来。    2.4 由单一理论转向多元理论    从19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的发展以语法为主流。就语法理论而言，传统语法、历史比较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各领风骚几十年，分别在它们的时代处于主导和独尊的地位。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归于一统”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众多的语法理论，形成了流派林立、诸说纷呈的景象。新的态势表明，独家理论无法解决语言的机制问题，只有变单一理论为多元理论，才能真正接近语言的真谛，这就是20世纪后半期的语言革命，也是21世纪语言研究的希望所在。    语言理论多元化现象，依据其渊源关系，大致可分为三条线索。择其主要理论简述如下：    2.4.1 受结构主义影响发展而来的语法理论    (1)层次语法（Stratificational Grammar）形成于60年代，由美国的耶鲁派学者兰姆（S.M.Lamb）创立，以他的层次语法纲要（1966）为代表作。    (2)法位学（Tagmemics）也形成于60年代，由美国的密歇根派学者派克（K.L.Pike）创立，以他的语言与人类行为体系通论（1967）为代表作。    (3)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这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创始人为法国学者特尼埃尔（L.X.Tesniere），理论系统地表述于其身后出版的结构句法基础（1959）一书之中。    2.4.2 受转换生成语法影响发展而来的语法理论    (1)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形成于60年代末，中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乔姆斯基（N.Chomsky）的同事或学生雷科夫（G.Lakoff）、麦考莱（J.Macawly）、罗斯（J.Ross）等人为代表。    (2)格语法（Case Grammar）兴起于6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菲尔默（Ch.Fillmore）创立，其代表作为“格”辩（1968）。    (3)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形成于70年代初，由乔姆斯基的第一代第子波斯塔尔（P.Postal）和第二代第子帕尔玛特（D.Perlmutter）共同创立，他们主编的关系语法研究论集第1,2卷（1983-1984）为代表作。    (4)蒙塔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形成于70年代，由美国数理逻辑学家蒙塔古（R.Montague）创立。这是一种试图从逻辑角度来对语言进行精密化、形式化研究的理论，代表作是普通英语中量化的特定处理（1970）。    (5)对弧语法（Arc Pair Grammar）这是波斯塔尔和约翰逊（D.Johnson）在关系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体系更为严密的语法理论，他们合编的对弧语法（1980）一书为其代表作。    (6)词汇功能（函项）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形成于80年代初，由美国的布列斯南（J.Bresnan）和卡普兰（R.Kaplan）创立，其理论研究中心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后转换到斯坦福大学，代表作为现实转换语法（1978）、语法关系的心理表达（1982）。    (7)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形成于80年代初，代表人物为盖茨达（G.Gazdar）、普鲁姆（G.Pullum）、萨格（I.Sag）、克莱因（E.Klein）等，他们的活动中心为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英国索塞克斯大学。    2.4.3 与形式主义相对立的功能主义语法理论    无论结构主义，还是转换生成理论，实际上都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到了70年代中叶，在语言学界崛起了逆形式主义潮流而动的功能主义学术思潮。它超越了形式主义的视野，除了结构之外，还同时研究整个交际过程，它的侧重点不在于构造模型，而是把语法问题放在实际的语言交际情景中来考察，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社会功能。    (1)布拉格学派（Praque School）它是当代功能主义的滥殇，在语音学、形态音位学、风格学等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丹奈什（F.Danes）、费尔巴斯（J.Firbas）、马丁内（A.Martinet）、雅各布森（R.Jakobson）等。    (2)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形成于70年代，由澳大利亚学者韩礼德（M.A.K.Halliday）创立，其代表作为语法理论范畴（1961）、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1970）。    (3)美国功能主义学派亦称美国西部功能学派，与大本营在东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形成有趣的对照。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伯格（J.Greenberg）、鲍林杰（D.Bolinger）、吉汶（T.Givon）、唐姗迪（D.Thompson）等。    (4)荷兰功能主义学派形成于70年代末，由狄克（S.Dik）创立，以类型学研究为主，他的功能语法（1978）为代表作。    (5)苏联功能主义学派亦称语义功能主义学派。因为它坚持以语义范畴为出发点和分类基础，遵循从“内容形式”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为班达尔科（.），功能语法理论（第1卷，1987）为代表作。    3. 从系统转向运用    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倡导纯语言研究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此期间，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重大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语言使用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十分薄弱，言语的语言学没有能够建立起来。针对这种状况，许多语言学家极力主张开展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因为“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否则，语言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从6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们开始打破语言系统的垄断地位，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渐成气候。时至今日，这种研究火势正旺，引起了越来越多语言学家及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语言研究的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从语言系统理论的探讨转向对其应用价值的分析    在迈向21世纪之际，语言学的形象大为改观，它已不是先前那种“有钱人的游戏”（rich men's game），它不仅能让研究者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开始直接与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挂起钩来；对语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破案的程度；对语言障碍的研究与医疗目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语言学理论已成为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基础科学，等等。    3.2 语言系统理论走出幽谷，投入应用的天地    首先，在语言学内部，语言系统理论开始广泛用于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例如，原来只是描写语音和音位，现在要把这种认识用于语音合成；原来描写构词，现在要把构词法运用于机器翻译；原来只是描写句法规则，现在要探讨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原来描写单个词的意义，现在要解释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原来描写语言结构的抽象系统，现在注意运用这个系统时的各种规则”。（王德春，1997）    再则，在语言学外部，当代语言学的系统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1)索绪尔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理论广泛见于符号学、民间故事形态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戏剧研究、文学研究以及音乐、电影学等领域；(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被大量吸收进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自动机理论、心理学、模糊理论、儿童语言研究、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学理论和西方哲学等领域；(3)语言交叉学科的理论，如工程语言学涉及到了机器翻译、情报自动检索、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等；心理语言学及神经语言学理论被运用到失语症治疗、儿童言语发展等领域。    3.3 对语言的应用研究导致一些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1)语用学（Pragmatics）一般认为，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70年代。有趣的是，这门学科曾被形式语言学视为不屑一顾的语言“垃圾袋”，而由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使其一跃成为语言学界的新宠儿。尤其在我国，可以说90年代最风光的语言学科就是语用学。语用学主要有两个研究领域：言语发生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话语的语用意义（即言语实际运用的意义）；后者的研究对象有二：一是有一定要求的言语行为（如肯定、请求、命令等）；二是引起一定反应的言语行为（如高兴、怀疑、恐惧等）。    (2)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cs）这是一门与语用学几乎并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对象是连贯性话语，研究话语的发生和理解及话语模式等问题。    (3)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它以合乎语法、意思连贯的语篇为研究对象，主张突破孤立的句子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语进行研究和分析。最能体现语篇分析应用价值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谈话分析和完整语篇分析。具体的研究课题包括指示、指称、外在接应和内在接应、话题和说明、替换等。    (4)言语交际学（Speech communication）这门学科建立于70年代初，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其主旨有二：一是把处于交际中的言语形式看作是一种过程（过程观把一切人类行为看作是动态的、进行着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二是设计出言语交际的模式（即制订出一种分类的封闭系统，对过程中潜在的变项进行抽象并使之范畴化）。    4. 从描写转向解释    根据研究目的来看，语言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描写性的（descriptive）和解释性的（explanatory）。    “从古希腊语法一直到18世纪的语言研究，属于所谓的传统语法，都是规定性的。它们大都以拉丁语法为模式，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把一些规则强加给其他语言，强加给当时的口语形式”。（刘润清，1995）显然，这种规定性的语言研究缺乏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科学研究的原则相悖的。所以，规定主义作为“非科学”到了19世纪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从19世纪迄今，语言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描写性的与解释性的之间来回摆动。所谓描写，是指对语言的历史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所谓解释，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简而言之，描写使人知其然，而解释使人知其所以然。    客观地讲，起源于18世纪、而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到了巅峰状态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属于解释语言学范畴。其研究者们根据当时已有的语言材料，构拟了原始母语的状态，并且拟定了种种演变阶段和演变规律，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语言之间在静态上呈现出来的系统对应现象。    到了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逐渐被打破。瑞士的索绪尔、捷克的马泰休斯、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美国的鲍阿斯（F.Boas）等都纷纷提出以语言的共时系统为对象进行研究。正是从此时开始直到四五十年代，以共时描写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渐渐成为欧美语言学界的主流。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不论是日内瓦学派提出的关于语言学研究的一整套基本概念，还是布拉格学派关于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理论；不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关于语符的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精细地对美洲印第安语的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对语言的描写。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比，它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语言的历史演变转为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从对语言之间的系统对应现象进行解释转移到了对 各种语言的系统本身进行客观描写。虽然其间也有人在描写语言事实的同时，做了一些探源究委的解释工作，但同当时语言学研究的主流相比，对语言系统的精密描写一直被看作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而语言学界大规模地、明确地将主要研究目的从描写转移到解释则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语言学研究再次走向解释方向是由形式主义学派开始的。这个学派的领袖是美国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由于他和他的追随者对语言的研究采取内省的方式，对研究结果的表达采取高度形式化的表达方式，因此人们把他们统称为形式主义学派。乔姆斯基在50年代中期就曾公开提出存在着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语 言学，语言理论的强弱决定于解释能力的强弱。他认为，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