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常中体悟生活的智慧.doc

从平常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我身于北京,但离开繁躁的城市已近两年了。有人说,大隐于市。我既不是大隐,也没有在闹市中。如何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也只有用“平常”两字言之。 事实上,近两年来的生活,除了平常,还是平常。因为,除平常之外,就最没有什么了。看书、上网、小区散步、菜场购物、一星期上一次班,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事情了。而这些事情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日如此,年年如此,以此来关照一般民众的生活,同样是那样平常。我想也正是这种平常,才是人们生活的真实。 但是,对于平常的生活,小说家能够构思出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经济学家能够计算出一串又一串的数据、道德家可以描绘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理想、政治家则能够激起一股又一股民众的热情等等,对于一介平民来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理想,但是生于斯、处于斯、临于斯,既可以体悟、细观,又可以知著见微,寻找智慧,丰富与成长人生。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举手、一投足,发生得那样平常,那样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一戴上专业知识的眼镜,立即映现出有趣的纷繁。比如,北京路上堵塞是那样严重,交通事故又是那样频繁。这些都是开车外行者经常所见所闻所感的东西。面对这样一些平常的事情,我常会问学生,“开车行驶,就得面对交通事故的风险,严重时危及人的生命。为了减少民众在路上开车所发生的事故风险,好心的政府决定在所有的路上都放上一个禁止入内的牌子,以保护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你们感觉如何？”学生们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莫名其妙,没有意义,更不需要回答。 学生们一定会觉得“政府为了怕出事故,就禁止人民开车上路”的想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这种“大家都不要做,就不会出事”的想法,其实正是不少政府管制措施的出发点。实际上,对于开车行驶中的事故风险,政府除了采取完全禁止的方式外,也不是安全不可作为的。如考驾照,要求驾驶员谨慎驾驶;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对违规者严格处罚。同时,只要我们愿意花钱降低事故风险,市场也会发展出种种完全措施,如安全带、安全气囊等。但是,这些都不代表我们可以从此不再有行车的事故风险。只要我们保留开车的自由,我们就必须面对可能的事故风险,就得承担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 在此,政府管制、自由选择、风险等一系列的经济学专门概念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从这些专门的知识中,看到问题所在。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细心地观察、仔细地思考,并戴上专门的眼镜,不仅能够从这种观察中学习许多知识,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寻求与体悟到不少生活的智慧。正如本书中许多篇章所描写与分析的那样,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的行为都是如此。 婚纱照的经营、菜市场的购物、购房的选择等等,人们的哪一个行为不能够从中体悟或分析点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能够从生活的种种中体悟到许多东西并以此来促进个人的成长,而另一些又做不到这点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这样去思考、去观察的点或角度,如果本书能够抛砖引玉,为大家提供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或一种方法,来观察体悟身边的生活,这就让我欣慰了。 还有,任何人的生活都是有限与独特的。因为,个人的生活不仅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且还要受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知识水平、教育与习俗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体验都是有限而独特的。因此,他人的成长经验、他人的成功之路,同样是我们了解社会、体悟人生的重要一环。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知识结构包括科学知识和有关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知识。而后一种知识就是“有场景知识”,或博兰尼所称的“默示知识” 。由于这种知识处于亲临其境或“此在”之中,因此,它完全分散于第一单个的个体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单个的个体而言,他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及信息。而且它总是处于亲临其境之中,这也就决定了“有场景知识”是不可传教给他人的。也就是说,在他人的经历与生活中,总是有不少东西只能是个人体悟而不可传承的。 但是,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同样包括一般性的规则,而这种“一般性规则”并非人为刻意创建的,而是在人们生活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如韦伯所称的“工具理性”,福山所言的“社会资本” 。这些一般性的规则不仅减少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成本,简化了我们行为中的决策过程,也为我们与他人的互惠合作创造了种种条件。而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的智慧,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从他人那里学习、撷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取得了惊人成绩。尽管他们生活之路的种种条件不可能重现,但我们同样能够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学习与体悟许多东西,同样能寻求经济生活的知识与智慧,寻求他们的魅力与人格,从而能够促进我们更好地成长。 生活永远是平常的,但它又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永远是平淡的,但它又充满着理想与智慧。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观、去察、去思、去想、去体悟,但愿我这一点点文字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可观、可察、可思、可想、可体悟的信息、角度与方法。如果这样,我就足矣。 是为序。 北京北七家王府温馨公寓 11 号楼 1 门 502 室第一部分 科斯：寻找经济生活的智慧第 1 节 家世与生活环境罗纳德·哈里·科斯(RonldHCoase)对经济学的贡献及影响，虽然没有亚当·斯密的悠远，马克思的深沉，凯恩斯的广泛，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同样也引起了经济学上的巨大革命。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科斯“为我们了解经济运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参见瑞典皇家科学院1991 年公告。 1910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3 点 25 分，在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敦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罗纳德·哈里·科斯来到了人间。尽管在现在威尔斯敦已经成了伦敦地区生产食品和机械的重要工业区和繁华的市镇。但是，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笔下，威尔斯敦仍然是“世界上最井然有序”的一片田园风光。在那个时候的威尔斯敦,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任何地方真会发生任何事:日本的地震，中国的饥荒，墨西哥的革命。放心好了，明天早上牛奶照样会放在门外台阶上。威尔斯敦在奥威尔的印象中简直是世外桃源：铁路两旁尽是野花，高大而漂亮的马儿在遥远的草场上徜徉。舒缓的溪流旁垂柳依依，苍翠的榆树放开胸怀，村舍花园里飞燕草和花儿一切都在沉睡，做着英格兰那香甜的梦。而且这些美景不仅仅在于自然恩赐，而更多的是经过人们辛勤劳作与修整，迷人地散发着人类汗水结晶的芬芳。这些人造景物幽雅而天衣无缝地跟天然环境融为一体，渗透着祖先们的生命和大自然的韵律，此景此物，对幼小的科斯来说亦是大自然赋予的最好礼物。科斯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心灵的陶冶，性格的培养，养成了他的淳朴、真诚和对自然酷爱的习惯。也正是这种自然纯朴的心灵，一直促使着科斯对真实的经济活动研究持有执著的追求。同时，和睦融洽的家庭环境也成了科斯茁壮成长的摇篮。 在科斯童年的回忆中，他的家庭不像马歇尔(AMarshall)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也不像凯恩斯(JMKeynes)那样出生在经济学世家，更不像庇古(APigou)那样出身望族显贵，他的家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英国家庭。父亲是邮局的一个电报员，母亲也曾经在邮局工作，但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参见科斯学术自传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演进与发展 。科斯的父母早年辍学，他们都在 12 岁时离开了学校，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本身的努力，科斯父母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不过，像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他们对学术方面问题通常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他们也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喜欢体育运动，但是他们并非像现代英国人那样爱看而不爱参与。他的父母喜欢参加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科斯母亲喜欢打网球，甚至高龄时还是宝刀不老，经常出现在运动场上。科斯的父亲年轻时玩足球、板球和网球，老年爱玩草坪滚木球，而且还是一名好球手，他经常代表当地体育团体参加一些比赛，并且常常获胜而归。科斯的父亲还为当地报纸及滚木球新闻写有关滚木球方面的文章。在这种融洽自由的家庭环境中，科斯不仅从小得到了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科斯天马行空般的思维习惯。这些都为科斯今后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科斯像普通男孩子那样对体育运动也有极大的兴趣，但他的主要兴趣总是放在学习方面。因为科斯是个独生子，在童年的岁月里，他没有像有众多兄弟姐妹的孩子那样享受儿童成长的快乐，他经常是一个人独处，但他从不感到孤独。也正是这样的独处，养成了他从小就能够独立思考的习惯，他能在同一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例如，科斯在下国际象棋的时候，能够乐于轮流扮演下棋的每一方，而由他自己指挥对弈。还有，他很小就开始从当地公共图书馆借书阅读，尽管这些阅读得不到人们的指导和做到有选择，但是科斯通过大量的阅读却打开了一个个知识的世界,这些自然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在他的学术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既未能给他任何学术观念指教，在书籍阅读方面也不能给予他具体帮助，但是每当科斯需要他们的时候或科斯有困难时候，他的父母总是会竭尽全力地支持他和帮助他，让他渡过一次次难关，克服一次次困难。而且他的母亲培养了他为人诚实厚道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每一个人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奈特(FrankKnight)教授所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诚或客观性）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原则” 。奈特:自由与改革,美国自由出版社,1982,第 244 页。科斯努力遵循他母亲的教导，并且一生中一直坚信他父母亲给了他创作的力量与源泉。在科斯童年的记忆中，他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鄂茨上校。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考察回来，鄂茨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他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要出去散步。鄂茨是在暴风雪中走出去的，但他再也没有回来。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件事对科斯影响很大，他总是会感到一个人不应该让别人讨厌,应该与人为善。所以，以后科斯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或是与学界交往，他都能与他有关系的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样是现代社会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科斯也不会放弃原则而去附和他人。正如科斯自己所说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经济制度的运作，获得其真理，而不是支持某些观点。而且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决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的胜利感到兴趣。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 360 页。 在科斯 11 岁的时候，他被父亲带到一位看骨相的人那里。那位看骨相的人不是根据科斯的颅骨形状，而是根据他的行为导致的印象，从自己的相书所列各种各样的个性的概要找到了科斯个性的说法。骨相先生说:“罗纳德·科斯少爷，你聪明颖慧，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一点，虽然你可能倾向于低估你的才能。 ”“你不会像一条有病的鱼那样随波逐流你分享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又不会成为别人手里的一种被动工具。虽然在看到你自己有优势的地方，你可以和其他人工作，也可以为其他人工作，但是你更倾向于自己思考和为自己工作。不过，决心稍大一些可能对你更有利。 ”在最后的评论中，他建议科斯今后的职业最好是：“科学和商业、银行、会计，以及园艺和养鸡为业余爱好。 ”对他个性补充了一些评论：“需要充满希望、信任和专心不适合于商业生活中侵略性、竞争性强的方面，或许更加积极的雄心可能有益。 ”骨相先生也注意到科斯的行为太小心谨慎了。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 145 页。因此,他也根本难以预料这个腼腆的小男孩有一天竟会是一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科斯在小的时候，他的腿有点毛病，医生认为他需要在腿上加上铁件。于是，他只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学校。这种学校是由当地地方委员会办的，同时还招收精神上有病的儿童。因为在当时，这两类学校的有些课程是相同的。科斯现在已记不清楚在那里学习的课程。他现在能记忆的是有一段时间教过他们编织篮子，即学会一门社会谋生的手艺。对科斯来说，要能熟练地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是十分不易的。 由于就读残疾儿童学校的原因，科斯错过了通常在 11 岁时去参加地方中学的入学考试的机会。不过，科斯的父母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而是尽力地帮助科斯学习。在科斯 12 岁的时候，他被允许参加中学奖学金考试。对于这次考试，他已经记不得太多,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现在惟一记得的事情是在口试时，把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的一个人物称为麦克伏里奥，引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但这个失误不是考试的关键，也没有影响他入学，科斯被授予了奖学金并且进入了当地著名中学契尔伯文法学校。进入契尔伯文法学校是科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里正规和良好的教育，为科斯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英国教育制度，进入公立学校的儿童在岁之前受小学教育，然后一直到至少岁，受中学教育。而中学又分为文法中学和现代中学两大类。现代中学只为大多数的学生提供有限的教育，文法学校则为成绩较好的学生将来投考大学做准备。这些文法学校一般都源远流长，像伊顿公学创立在年。这些学校特有的气质在世纪就已形成。那时候大英帝国正在扩张，大批的新殖民地需要信心十足的“精英分子”去治理。为了保证能提供可以令学生们前程似锦的一流的教育，这些学校的入学条件定得非常严格。在文法学校里不仅提倡严格的学业教育，而且强调人格的训练。教堂是学校学生的聚焦点，集体竞赛跟上课同样重要。为了让学生学习领导才能，纪律都是由年纪较大的学生负责训练。而且大多数文法学校一直是寄宿学校。 可以说，科斯在契尔伯中学学习，无论是学识上，还是人格的培养上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学识上更是如此，科斯特别记得他们的地理教师查理·休斯顿，他将魏根纳的大陆漂移假说介绍给他们，他还带他的学生们去听皇家地理学会的讲演，其中有一次关于河流弯曲的讲演，介绍了地球转动对河道的影响。这些在书本中，在一般的中学中是无法学到的。年科斯参加并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历史和化学成绩都优异。进入大学，踏上新的征程，一次次的机会在向他招手。第一部分 科斯：寻找经济生活的智慧第 2 节 大学决定了他的人生根据英国的教育制度，科斯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之后，可以继续在契尔伯文法学校学习两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学生，他可以参加伦敦经济学院的中期考试。这包括了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所要选修的全部课程。因此科斯进入大学后，面临着决定读什么学位的选择。而就此而言，科斯认为，他当时所做的选择完全是由他所遇到的偶然事件决定的。由于科斯通过大学考试时历史科目较为优异，因此他在学位的选择上，一开始倾向于希望获得一个历史学学位。但学校规定，要获得历史学学位必须懂拉丁文。由于科斯进入契尔伯文法学校时比一般孩子晚了一年，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学习拉丁文已经一年了，因此，科斯被分派到学校的理科班，这也就意味着科斯不能获得历史学学位了。因此科斯转向了他另一门成绩优异的学科化学，并开始为获得这一学科学位而努力学习。但是后来科斯发现数学是这一学科学位的必修课，而数学对科斯来说并不合胃口。因此，科斯最后只好决定转向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惟一向他敞开大门的、可供他选择的、能获得学位的商学学位上。科斯回想起这段插曲时，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认为他不喜欢数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学习数学公式及数学运算的意义。如果他能有汤普森（SylvanusThompson）的计算容易这本书（其书解释了数学运算的意义） ，或者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的数学教学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就很可能引起他对数学的兴趣，并把数学学好，也就能获得数学学位了。幸运的是，他没有去做一个平庸的数学家。而且，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也意味着研究经济学的前景对他很有吸引力。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学习经济学、地理学、法语、英国经济史、会计学（当时契尔伯中学没有开设会计学，他是通过函授学习的） 。他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学习的中期考试（除了会计学之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教有其他课程和相应于他获得学位的课程） 。虽然当时科斯对要考试的科目所需掌握的知识是相当粗浅的，但是他还是通过了中期考试，并于年，他岁的时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的学习。19年，科斯为学位第一部分的最终考试学习了许多课程：英国贸易、流通原理、生产理论、产业关系、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印度和热带属地、商业法、统计方法、运输组织以及心理学等课程。在年考试获得通过。 对于第二部分课程学习，他决定选修工业组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是为那些今后想成为企业经理的学生学习而专门设置的。当然，这对科斯来说，是不适合的职业选择，但科斯认为对一个不懂拉丁文不喜欢数学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1931 年科斯在学习第二部分课程时，他选修了法语、会计学、工商行政管理、工厂会计成本核算、工贸原理、现代工业问题、工业金融、工业法以及工业心理学等课程。不难看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两年中，学习了门类众多的学科，因而用于每门学科的时间就不可能太多，这不可避免地未能进行系统阅读。科斯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是科斯对有关法律的一些课程，尤其是工业法特别感兴趣，几乎被这些课程迷住了。攻读商学学士学位的结果，使科斯既懂得一些法律、会计学和统计学，又懂得一点经济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对科斯今后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科斯并不知道这点，选修工业组课程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以前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授的阿诺德·普兰特(ArnoldPlant)在年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商业教授，并专门负责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普兰特教授负责工业组。而科斯那年正好在普兰特接任的那个工业组学习。科斯听了普兰特关于企业管理的讲演，最终在考试前个月开始参加普兰特所教的讨论班。尽管伦敦经济学院一些课程是包括了经济学原理方面的内容，但是科斯并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结果是，当时科斯对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普兰特在讨论班所传授的经济知识，改变了科斯对经济体制运作的看法，或许更准确地说，是给科斯一个对经济体制观察的智见。普兰特解释了经济体制如何可以用定价机制来协调。生产者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因而价格趋向于与成本相等，产出的构成是消费者最高评价的构成。政府经常为既得利益服务；助长垄断而不是竞争；普遍加强使事情更糟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使科斯知道了价格体制指导下的经济带来的好处。由于那时科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思想对科斯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可以说，普兰特不仅影响了科斯的思想，而且改变了科斯的人生。 1931 年科斯最终通过了获得工商学士学位所需要的第二部分课程考试。不过，由于科斯已经在契尔伯文法学院学习了 1 年，而伦敦经济学院校方规定在能够授予学士学位之前，要求在学校住校 3 年。因此，科斯决定必须在这 3 年住校期间做点事情。在科斯为第二部分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对工业法的课程学习最有兴趣。因此，科斯决定以工业法为专业。毫无疑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律师。但是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当然，这完全是受普兰特影响的结果。 当科斯完成了他的商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他对会计学、统计学和法律的知识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尽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他自己也选读了一些经济学的原著。科斯在此期间，迷上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介绍给他的两本书，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Wicksteed)的政治经济学常识 ，这两本书激发了科斯非凡的才能，使他能对受限制的选择进行分析而无须求助于高等数学。如果说，普兰特专题讨论班给了他基础的入门知识，广泛阅读开阔了他经济学的视野，那么科斯的许多经济学知识或思想则是从与同学的讨论中获得的。在他的同学中,科斯的主要朋友有福勒（RonaldFowler） 。科斯上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年时，福勒已经享受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去了法国。不过第二个学年时，福勒已经回来并与科斯选修了同样课程，也参加了工业组讨论班的学习。福勒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们之间的讨论对科斯是大有裨益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是一个相当小的学校，科斯认识一些以后成为经济学专家的学生并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维拉·史密斯VeraSmith(后来称维拉·卢茨,VeraLutz) ，阿巴·勒纳（AbbaLerner）和维克托·埃德尔伯格（VictorEdelberg）等人的讨论更是获益匪浅。 科斯和福勒都对成本和成本曲线结构特别感兴趣。然而，期终考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对经济学的讨论并非科斯主要感兴趣的科目。而吸引科斯的是生产制度结构不是生产的组织结构，而是奥地利的生产资本结构。这是因为年月,哈耶克（Hayek,FA）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公共课，他的讲课把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迷住了。哈耶克讲课时，教室里堂堂爆满。后来其讲课内容收集在他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中。正是这种自由的学习、讨论以及听课，似乎科斯没有进行正规的经济理论训练，但是后来证明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就使科斯不需要训练应该思考什么，反而也就不会忽略什么。这就给科斯处理经济问题有了许多自由空间。在期终考试，科斯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不过他还是获得了19年伦敦大学授予他的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SirErnestCassel）旅行奖学金。科斯打算用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研究工业组织中的经济问题，可以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这是因为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只读了两年的时间，而学院要求住校 3 年才能获得学位，科斯也只能在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也正是这些偶然的事件使科斯真正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而不是成为一位篮子编织工、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化学家、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律师。 到美国旅行，发现经济运行的真谛 科斯提出利用他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去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经济问题。无疑，科斯选择这个课题是普兰特促成的，普兰特谈到过组织产业的不同途径。普兰特在他的讲演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工业组织结构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工业组织中存在差异性问题。科斯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去寻找新的理论，登入经济学的奥堂的。当然，在科斯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与他的主要规划中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普兰特在他的讨论班中讲到了经济体制是通过定价机制来协调的，并对当时鼓吹的对英国的一批产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管理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用不同运输工具的协调的建议进行了批评。普兰特就这个课题于年向运输学会提交过论文。普兰特在关于商业管理的讲演中认为竞争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协调，而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生产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协调。年月普兰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说，消费者是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的雇主” ，而且引用了阿瑟·索尔特的话:“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身在起作用。 ”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 2 页。普兰特的观点似乎使科斯对企业管理和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识到，这个论点似乎不完善。 这两种观点是怎么样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协调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