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理论探寻我国能源环境恶化的新途径.doc

1从供给侧理论探寻我国能源环境恶化的新途径陈玉荣环境与发展是 21 世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酿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影响深远威胁。近几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能源和环境问题逐步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率，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研究者，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进一步深入分析雾霾所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形成之因和防霾治霾促进环保之策。这个特定视角就是从所谓“胡焕庸线”对于基本国情给出的一种刻画入手，直观表现为一个框图，从中更加明晰治霾、环保的基本逻辑、战略思路和技术路线。一、“胡焕庸线”揭示的基本国情。在基本国情层面，20 世纪 30 年代胡焕庸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把黑龙江瑷珲和云南腾冲两点连在一起以后，这条直线的两边，一个是西北方向，一个是东南方向，可以形成一种国土和人口之间的鲜明对比。按照当时的数据，以这条大概 45 度角的“胡焕庸线”为分界，东南半壁 36%2的土地供养全国 96%的人口，西北半壁 64%的土地仅供养 4%的人口，二者之间人口密度比高达 42.6:1。笔者以 2010 年前后的数据与当年的研究进行比较，发现这个比重的变化很小。至 2010 年前后，中国人口仍然有 94%左右是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国土情况比重的变化也不大。“胡焕庸线”作为主轴，不仅划分出极为悬殊的人口密度，同时也可以更真切地使我们认知，我国绝大多数处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社会居民所面临的随着能源耗费、资源使用而来的空气、水流环境等方面的环境压力特殊性。这有益于从实证角度深化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把“胡焕庸线”可以揭示的基本国情作为一个起点，笔者试图以“半壁压强型”来说明中国在发展空间格局上的特点。1.人口密度。人口密度不同，衣食住行、取暖、供热、用电、耗油等资源的获取或使用，会在分布和“压强”上具有明显区别。我们且不论可以从西部和国外取得多少资源，现在的发展空间仍然是以四成左右的国土对应超过九成的人口。这样单独计算后，如果把东南半壁人口密度放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排序里，会使这一指标从我国整体计算的全世界第 11 位，一下跃升到世界第 5 位。32.汽车密度。我国的汽车密度，若按全部国土和全部人口平均下来这一指标仍是相对低的，但是如果按照东南半壁格局计算一下，实际上这部分国土上我国的汽车密度已经和美国差不多。其他的一些指标，也都作类似的数据比较，可以更真切地知道我国现实的资源环境制约是在什么样的数量级上。也就是说，特定的“胡焕庸线”概念，可以带来一个基本资源耗费形成的环境压力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强概念。3.特定发展阶段。中国近几十年进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定经济起飞高速发展时期（虽然这个时期现在正从高速变为次高速或者中高速，但是其基本特征仍然存在），其基本特征带有明显的外延型、粗放型从我国单位 GDP 伴随的资源能源消费，我国每一年在全球经济中所耗用的钢材、水泥的比重等，都显示出这种粗放型特征。“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是从地理经济学角度形成的认识，加上特定阶段的因素，便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资源环境方面压力、压强挑战的严峻性。在此后面，还有第三重叠加：在“胡焕庸线”基本格局上叠加了我们粗放型高速增长阶段特定因素之后，还叠加由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以煤为主”的基础能源格局，而煤炭作为资源能源客观地带来很高的环境负担，污染压力是有目共睹的。4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以更鲜明地刻画到在世界上颇为独特的“半壁压强型”基础上的“三重叠加”，因而关于中国要保持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它所面对挑战的特殊性，以及在有了关于这种特殊性的认识之后，还要考虑怎样应对挑战。为此需要形成独特针对性的战略、策略，即以非常之策，破非常之局。我们有必要注重供给角度的经济学研究。所谓“供给管理”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掌握好一系列由供给端发力的、难度比需求管理更高得多的“区别对待”和机制创新。二、目前我国能源环境的现状。能源问题纷繁复杂，不仅是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涉及重大的外交、环境和安全问题，已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和政治化的趋势，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经济科学、系统科学、环境科学和政治学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上第 2 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1 大碳排放国,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以煤为绝对主力的能源格局。经济学在资源上讲自然禀赋概念，近年来，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 60%，经过努力，这5个依存度即使不再提高，也不可能降低很多。全国的电力供应 80%左右是用煤发出的火电。在取暖方面，种种原因造成我国摆脱不了以煤为主的局面。总之，发电和取暖以维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所需的能源供应，我国都是以煤为主。2.水电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经济在发展，总体用电规模在上升，有一些水电规划（如在怒江流域）受到不少复杂因素的阻碍，水电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上不去。3.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发展较快，但占比太低。当前，核电的比重约低于 3%；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指望光伏发电在我国的能源结构里面起重要作用。还有风电，近些年在财政给予绩效导向的支持之后，我国的风电规模已经占据全世界第二位，但因为基数太低，虽有高速增长，风电在整个供电领域仍占很小的比重。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谁都离不开的电力在现阶段的基本供应格局。三、我国的能源环境恶化的解决之道。回到“三重叠加”认识主线，“问题导向”引出的我国供给方面的挑战就是：面对基本国情，排除一些不可选择的因素，如自然禀赋因素，再考虑到可选择的各种因素中有很多是长期渐变的慢变量等，我们必须更6多考虑应怎样侧重可选择性，侧重快变量，侧重供给端，通盘考虑形成有效应对我国资源环境挑战的能源战略策略。1.资源环境面临的挑战。一是顶层规划。我国能源开发利用缺乏顶层设计和通盘规划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不论是传统体制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始终没能形成一个看起来高规格的整个国土能源开发利用的通盘设计；二是体制性原因。在没有高端顶层规划的同时，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性原因，带来能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大量耗费可用资源，同时也增加环境压力，形成雾霾等负面效应；三是政策倾斜。随着雾霾等环境威胁愈演愈烈，在种种可考虑的能做之事中应该特别看中制度供给方面的可塑性、改进空间与“快变量”属性。2.实现“供给管理”的战略思路与策略要领。面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现实挑战，必须回归到市场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这个基点上，将思路转到通盘让经济手段充分发挥作用达到普遍性降耗的长效机制上来。经济手段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利益关系引导和促使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在产业链传导过程中，让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在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过程中一步步推进中国经济“升级版”，抑制和化解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73.对策重点。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实施赶超战略，并在政府职能方面自觉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如我们在经济周期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个相对低迷期来临，则在“反周期操作中”尽量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那么就是在力求尽量贴近“又好又快”状态的长期持续增长，正是实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所追求的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领。在近期的相关讨论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涉及到了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如何防止“滞胀”这一问题。如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情况看，那么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的特征。这个经验教训，对于经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也极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8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所以，以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计、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高度注重聚焦于环保绿色低碳取向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在“供给管理”特定要求概念之下，笔者强调资源开发、能源结构优化需要中央政府通盘优化、顶层设计的供给，这是无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能够设想由地方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试错”的方式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各自试错，绝对不能真正解决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下压力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推进问题。一定要由中央政府牵头，履行好应该做的顶层规划、全局协调的事情。另外，在顶层规划之下消除产能过剩，必须和深化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雾霾等现实问题的刺激下更应该抓好全面配套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把倒逼供电供暖的节能降耗、煤炭（能源清洁化）和重化工业、汽车产业等低碳的技术供给和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合在一起，在创新升级方面走出实际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9二是以经济手段为主推动节能降耗和产业升级换代。必须承认市场经济中总体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是市场本身，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意味着政府在这里面要发挥更好的作用，即以经济手段为主与市场兼容对接，通过可持续的利益动机，让所有社会主体、企业和居民一起来“内生地”推进节能降耗和总体的“升级”。三是大力完善环境税收体系。在经济手段中，当然包括环境税收等有争议的机制，要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进可持续发挥作用的税制在改革中实现现代化；四是在全面改革中破解垄断。与基础能源领域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这个重大问题相关的另一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已可以更响亮地强调攻坚克难破解垄断这个命题。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全面改革中破解行政垄断和消除垄断因素的改革任务；五是在改革中建立和健全积极合理的供给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 金融这个命题，始终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虽然有一系列的争议，二十多年也跌跌撞撞走过迂回曲折的坎坷之路，但笔者坚持认为，政策性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服务这个命题需要确立，关键是怎样在这方面最大限度地避免“双轨”带来的寻10租。合理的政策融资性机制，至少在我国相当长一段追赶和赶超的历史阶段上，要发挥它应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供给管理”的对策重点之一。这说明“供给管理”带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和特定的难度，带有一些不确定性。处理不好，也可能事与愿违。但是中国总体来说，必须面对从胡焕庸线下的基本国情，要以非常之策破解非常之局。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的部署之下，抓住创新，密切联系实际，以供给角度新的认识，有理论的引领，我们是有可能应对好中国“三重叠加”式能源、环境挑战，来推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升级版之后一步步接近伟大民族振兴、中国梦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