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 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腾飞的翅膀.doc

1“供给侧”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腾飞的翅膀陈玉荣最近，两次高规格的经济会议格外引人注意：一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二是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综合会议以及最近迹象来看，有两个重要信号值得关注：一是宏观调控思路出现重大调整。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财政工具的重要性将获更多强调，货币政策出现微妙变化。李克强强调，要用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供给端制度改革才是实现经济平稳转型的必要基础。当前，像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这些难题已经造成大量社会成本，长期积累无疑将对整体经济增长动能产生重大影响。国务院领导多次谈到要加快解决融资难方面的改革，但僵尸企业截留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因此，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很有必要。一、“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2015 年 11月 10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 月 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2“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那么，到底供给侧改革指的是什么呢？相对于需求侧改革的措施，供给侧改革更侧重于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更侧重于增强企业长期发展活力，更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是扩张经济总量，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率。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进而实现转型再平衡。目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不是最大问题，关键是使企业盈利保持增长的状态。现在企业盈利是负增长，将来企业盈利以后，就业就会增加，财政收入也会增加，企业风险就得到了控制。我曾说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3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核心就是企业可盈利。这应该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也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都已经讲了很多，宏观的部署也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要落到实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上下联动”，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基层视野。首先，顶层设计主要是管宏观方向，划出底线。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比较有效，还是要让地方和基层企业有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验才能找出切实管用的措施。这也是我国过去 30 多年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这条经验现在依然适用。其实，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 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 10 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 80 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4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里根上台后，于 1981 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 1982 年 12 月至 1988 年 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65 个月，1984 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 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 13.5%回落到低于 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5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上世纪 80 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6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根据最近某研究机构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宏观经济正出现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下一轮中高速增长基础正在铸造。经过 20152016 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预计将在 2017 年后期出现稳定反弹,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具体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力量已形成。目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力量已经形成,7经济结构调整已进入加速期和深水区。中国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新动力带来希望的同时,还要从战略上清晰地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 8%。产业培育需要较长时间,从中长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对拉动中国经济发挥巨大作用。“互联网+”产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的新兴产业。中国绿色经济博客陈玉荣博士认为，需求管理的目标是总量管控，手段是简单地收紧或放松银根，这适用于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并不适用于现阶段市场化并不完善的中国市场。与偏重刺激消费、需求与投资的“需求管理”不同，“供给管理”要求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提振经济活力。新兴产业群的出现预示着结构变革已经在实体经济中部分实现。这种新经济结构就是“供给侧”管理的内容。供给即增加经济发展潜力。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一要化解过剩产能,挤出泡沫;二要重新利用从原先产业中退出来的经济要素。对于当前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现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和动力转换期。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机会正在增多,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金融领域服务更广大的群体。但也应注意到,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加快实现工业由低端粗放生产向精密高端制造业转化,特别是要在高精尖制造业方面有所突破。事实上，目前推进的大多数政策的确带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如营转增改革、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和创业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下8的中国就是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从实际情况来看，实现中央要求的“调结构”“转动力”还有很长的路。因此，未来的宏观政策还需要更加广泛的目标考虑。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会只是一种模式，未来将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中国“供给侧”改革需要紧跟世界发展趋势，随时顺应市场新变化。2016 年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债务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作用下,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此外,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新增长动力机制形成以及外部环境出现边际改善,中国经济将出现趋稳迹象。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 2017 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是中长期定位,“需求侧”调整是短期定位,要“两条腿”走路,在进行“供给侧”调整和改革时不要忽略“需求侧”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世界经济发展动向，并不断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动力,不断推进“供给侧”调整和改革,以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新需求。同时,新动力需要逐步成长,对冲传统产业衰竭形成的空白。经济放缓给经济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带来机会。必须利用好这个机会,加快结构调整,加快过剩产能退出,加快知识产权重组,加快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加快振兴实体经济,激发经济内升动力。不过，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9革,是建立适应机制，其目的在于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再配置、提高效率。这需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产能处置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还需要架构微观层面的企业家激励机制。那么，到底我国经济究竟如何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供给侧”改革最终需要解决市场化问题,通过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创新能力。“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淘汰过剩产能的要求,鼓励有活力的新产业蓬勃发展。从“供给侧”管理宏观经济,不是简单扩大生产能力；增加投资不是供给管理学派的管理工具,而是总需求管理。现在强调调整供给体系适应需求,从“供给侧”管理层面看,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新产业的形成和结构变迁;二是总供给的政策工具要变。这需要发展全面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释放农村存款储蓄,促进消费,从而带动生产,带活经济。同时,需要管理者摆脱之前总需求管理的旧思维方式和习惯,开拓总供给管理新思路。三是中国经济改革转为中高速增长符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符合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三次产业演进规律,我国正由工业社会进入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必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下一步的宏观经济发展，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有效处置过剩产能和债务风险、对政府10财政收支预算的规范管理等,均是 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要密切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要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另一方面,未来五年宏观经济政策布局要有底线思维。首先,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基本目标,到 20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达到 82 万亿元(2010 年是 41 万亿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应该是 3.8 万元,农村居民收入为 1.18 万元。这是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重心之一。其次,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布局,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必须通过凝聚共识、倒逼扩张思维方式,从目标出发思考政策举措;以倒计时方法推动改革;采取倒算账办法,把未来五年之内每一年所需要的扩张性效应算清楚。二、中国“供给侧”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2015 年 10月 8 日至 10 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