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病同治 沈自尹-“异病同治”打开成功之门.docx

异病同治 沈自尹:“异病同治”打开成功之门 沈自尹院士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50年头“西学中”的大潮下，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西医教化的他奉命学习中医，此后，他用长达半个多世纪甘于孤独的坚持、与时俱进的探求、博采众长的创新，在荆棘丛生中走出了一条胜利之路。 “意外”走上中医之路 中医“肾”的本质，原委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简洁。 在西医看来，不同的疾病需实行不同的治疗方案，强调的是规范；但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不同的疾病采纳同一个治疗原则，即异病同治却是司空见惯，注意的是疗效。 中医学说认为“肾”为五脏阴阳之源，先天之本，在脏象理论中居核心地位；“肾阳虚证”是中医“肾”最为常见的病证，以出现腰膝酸软、怕冷、脉象沉细等一组特定的症候群来辨别。在西医不同的疾病中均可能出现中医所说的“肾阳虚证”。但是，这些中医善用的“语言”，在西方医学看来，却晦涩难懂。 如何能够借助现代科学的探讨手段，阐明中医“肾阳虚证”的生物学基础?这个“翻译”和“探究”的旅程，注定充溢了艰辛。 翻开沈自尹的履历，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上世纪50年头，沈自尹在国内领先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探讨。1960年，他从肾的探讨中总结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富有辩证思想的论点，以此作为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结合的突破口。接着，他首次证明中医的“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70年头，沈自尹依据大量的临床实例和科学试验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力避中西医药简洁相加。80年头，他又提出“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主动推动作用。90年头，他进一步采纳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在国际上证明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近来的探讨他发觉补肾能降低年老时T细胞的过度凋亡，延缓免疫苍老，并且在系统生物学观点和肾虚证的基因表达谱基础上，绘制出了肾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及神经内分泌骨代谢两大基因网络调控路途图谱。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位中西医结合的奠基人，学习中医却并非出自初衷。 1958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安排到华山医院工作了3年的沈自尹，被领导叫去谈话。依据当时政府“西学中”(即激励具有现代科学学问的西医向中医学习)的要求，医院确定支配沈自尹去学中医。沈自尹被告知，“当前西医普遍存在卑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化探讨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看法，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短短一番话，就确定了沈自尹将来的事业和道路。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好像是不行思议的事情。这场轰轰烈烈的“西学中”运动，始终持续到1976年左右。有人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育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气，沈自尹、陈可冀、吴咸中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但年轻的沈自尹还无法预见自己的将来，当时他头脑里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准备学好中医，探讨中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状况，难免成为被四周人争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感到尴尬。由于以前一向接受的是英美式正规教化，无缘接触中医，沈自尹脑子里装的全是组织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学问理论，总觉得科学应当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试验室依据就开处方，好像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 沈自尹学习中医是采纳传统的跟师学习方式，组织上支配中医名家姜春华教授做老师。1958年，上海的夏天酷热难耐，华山医院那间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更是热气灼人。姜老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便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再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等一点一滴学起。 在系统地学习了中医之后，沈自尹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找寻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将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的特长和精华结合起来。 认准了中西医结合这个目标后，沈白尹便立志要开拓这一全新的领域。但中西医结合的科研工作没有前人阅历可以借鉴。科研的设想与详细设计是否可行，还须要大量的医学实践。 就在这时，沈自尹遇到了一个极为麻烦的病例。一位顽固性哮喘的患者找到了沈自尹。当时，患者的病情已非常严峻，须要每天服用大量的激素才能抑制病情。要治疗这样一位激素成瘾的患者得冒特别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中止激素，病人可能会立刻面临死亡的威逼。经过缜密的临床视察后，沈自尹坚决采纳了补肾的治疗方法将病人服用的激素降到了肯定的量。这一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胜利案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65年，沈自尹参与了国家科委中医中药成立大会，并受协和医院的邀请去北京讲课，这让他的内心无比激烈。 “异病同治”打开胜利之门 沈自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在临床实践上提高医术。他追求的是如何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既可提高疗效，又能阐释清晰理论。 20世纪50年头末，沈自尹参与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中医探讨课题，这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无意中发觉，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他由此联想到“肾”。 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单管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肾，而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苍老的过程。“肾”好比是人体各脏器的调整中心，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那么，中医肾的本质，原委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拓一条探讨中医理论的途径。 沈自尹邀请了上海市的名老中医，一起探讨订出“肾虚”的统一标准，并作了大量临床试验探讨，发觉有一种叫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的测定值在肾虚病人中普遍很低。这一发觉反映了人体内分泌的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抓住这个苗头，沈自尹和他的同事通 过“异病同治”的探讨途径，最终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 他们依据人体已知结构顺藤摸瓜，追本溯源，进行科学设计，接着测试，从3组人群的比较中，得出肾阳虚患者有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上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初步结论。这一探讨结果在国内7个省市的有关医院和日本的高雄病院被反复测试和重复证明，结论都是一样的，初步表明中医的“证”不是虚不行测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一发觉和验证，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突破。 十年动乱期间，沈自尹和其他搞理论探讨的科学家一样受到剧烈冲击，有关肾本质的探讨资料也成了搞修正主义的罪证。尽管如此，沈自尹还是冒着被批斗、罪名升级的危急，东躲西藏地把多年探讨的珍贵资料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1969年，无法从事基础探讨的沈自尹自愿参与了上海组织的“祖国医药探究队”，赴四川送医下乡，并借机接着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探讨。刚抵山区便碰上当地百日咳流行，小儿咳呛不止，山区缺少西药，沈自尹发挥所长，以西医抗菌与中医扶正相结合，拟定了中草药处方，运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当地人尊称为“上海来的高超医生”。 而沈自尹则从一年的山区从医过程中悟出，中西医可以有多种结合方式。次年回沪后，他接着进行急性病的治疗，以多种中草药按抗生素的配伍协同作用治疗肺炎、急性支气管炎，并制成了急支糖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急支糖浆便来源于此。但对于沈自尹而言，他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大量的实例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理论为基础的5种中西医结合方式，从而打破了中西医药简洁相加的局限。 中西医结合获理论突破 从上世纪70年头后期到80年头初期，沈自尹经过3年多时间对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一垂体所辖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这3条内分泌轴进行的全套功能测定和治疗前后分析比较，并同时与同病异证的无肾阳虚患者比照视察，最终证明肾阳虚患者在3条轴的不同水平上都有不同紊乱，推断其病理改变源于下丘脑(或更高的中枢神经)。他进而发觉，从外形和体征看，肾阳虚患者都存在肯定程度上的未老先衰症状，其功能紊乱在内分泌系统虽尚未构成“病”，但这是一种隐潜性改变，并确认中医的“肾”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机体调整系统。 进入90年头后，他进一步采纳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通过以药测证，证明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影响下丘脑的CRF基因表达量。这不但阐明补肾类中药的作用和机制，而且第一次精确指出这一作用的详细位置，做到定位、定性、定量。用科学语言阐明“肾阳虚”的本质，达到中医学探讨的一个新高度，即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思想、手段胜利地揭示中医学理论。 在中西医结合探讨过程中，沈自尹发觉，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病人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因为还够不上任何疾病或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通过辨证微观化探讨，可以揭示很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以及隐潜性改变；结合微观辨证所得的相识而进行诊治，常可收到西药所不及的效果。”沈自尹的“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的思想，对中医辨证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主动推动作用。 功成名就仍虚心好学 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探讨成果让沈自尹赢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在他看来，“院士”头衔于自己而言是一种a殊荣，于学科探讨而言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意味着中西医结合探讨的中医药科学内涵得到了我国最高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们的承认与确定。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沈自尹已年届七旬。在别人看来，此时沈自尹已功成名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却在这个时候起先涉足分子生物学这个生疏的学科领域，对肾虚与苍老从微观的分子水平进行探讨，并领先在国内提倡用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探讨中医基础理论。 这并非沈自尹一时兴起而做出的举动，纵观他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与时俱进，先人一步引进那些国际前沿的新学说、新技术。1977年，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推动了现代医学从机械唯物论中摆脱出来并转向整体论发展，考虑到这个学说与中医的整体观有相当的吻合，他马上将这一学说引进并进行了持之以恒的探讨；90年头末，考虑到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功能基因组探讨技术具有的高通量检测特性可能对说明中医问题有帮助，他又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证”进行基因组学探讨；2003年前后，国际上涌现出系统生物学的探讨热潮，相当敏锐的他又创建性地将其引入到中医的探讨。 对于不懂的领域，沈自尹保持了剧烈的求知欲，并且情愿放下身材向年轻后辈请教。沈自尹的学生回忆说，刚起先做基因芯片试验的时候，他们对大量基因表达谱数据的分析处理还非常茫然。有一天，沈自尹突然提议说：这么多的数据，我看请教一下搞数学的人怎么样?于是就起先了和复旦高校数学系几位教授的合作。 还有一次，为了建立“肾虚证”数学模型，沈自尹向复旦高校数学探讨所的一位年轻老师请教有关“人工神经网络”方面的问题。他从家里带来了上好的茶叶，亲自泡好茶水，双手端给这位“小老师”。成就卓著的院士如此虚心，弄得这位年轻老师一脑门汗，很不好意思。 2007年，适值沈自尹80寿辰，学生将他的论著整理成肾虚与科学一书出版。这本书对他的绝大部分工作进行了分类总结，因此特别宝贵。出版后，他送每个学生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字留念，题字即是出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在熟识沈自尹的人看来，他的奋斗经验与进取精神，用这句话概括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