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docx

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摘要：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工业化的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要富强，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工业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改善中国几亿民众的生活状况；中国工业化的重点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生产，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铁路建设和钢铁生产；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是打破闭关自守局面，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大胆利用外资和外国人才。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而且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经济实践中被验证，并对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孙中山；建国方略；工业化；振兴实业；交通运输；利用外资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andSunYatenThoughtonIndutrializationYUQiuhua(ReearchCenterofEmploymentandHumanCapitalDevelopment,DongbeiUniverityofFinanceandEconomic,Dalian,Liaoning116025,China)一百年前，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著述和演说，形成了中国近代最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其中，于1917至1919年间陆续写成的民权初步、实业方案和孙文学说，被汇编出版为建国方略一书。该书不仅包括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设计，而且集中地阐述了实施工业化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精心绘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它饱含了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开展的热切希望和远大理想。这些设想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思想，即使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今日，它对中国当代工业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本文重新解读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思想。主要围绕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目的是什么，工业化的重点或先行部门有哪些，如何筹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人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进一步系统地领悟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探索不同时期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渊源，以图发现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有益的启迪。一、工业化的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安乐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工业化，以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是孙中山奔波几十年，竭尽毕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致力于著书立说，并奔赴各地演讲，积极热情地宣传振兴实业的主张。在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他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表示此后要竭尽全力从事建设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的近代工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开展，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兴办工业的愿望和积极性大为增长，西方国家的军工企业也竭力寻找新的市场。孙中山看到了大战之后给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并就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目的及历史机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孙中山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迅猛开展的事实中看到，工业化乃是通往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他说：“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兴旺，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闲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1“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128在同欧美国家的比较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悬殊差距。“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1111“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127他认为，中国只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工业革命广泛采用机器，“方能有济也”。那些“工业兴旺之国”的产出是中国人工生产的上百倍，“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即富力加于近日百倍矣。如是那么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127孙中山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工业兴旺、机器代替人力之效率。他说：“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兴旺也。”美国的“富源尚不及我之丰富，然其实业兴旺，今已为世界冠矣”178。孙中山列举了美国钢、铁、炭、油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出数据，并通过与中国同类产品产量的比较，论证工业化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巨大差距。美国1916年“所产铁四千万吨，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而我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较之美国不过四百分之一耳”。“统计美国所开展之自然力”，“那么美国约有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以助之生产。”这里所说的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并非是美国实有之人，而是指美国所开展的自然力约16670万匹马力，以一马力等于8人力计之，那么美国约有13亿有奇之人力以助生产。这正是“美国之所以富”的原因，也是“贫弱富强之所由分，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的标志。179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开展中国工业，不管如何，必须进行。”1268中国工业化的目的何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开篇自序中直言，之所以“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其目的就是要“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12可以看出，其工业化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救亡图存以实现国家强盛，而且在于救贫求富以追求人民安乐。这一目的与孙中山一贯倡导的民生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实业、实现工业化都是途径或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是改善中国几亿民众的生活状况。为了到达这一目标，他首先着手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制度障碍，致力于推翻帝制，创立共和。为此，他竭尽“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煽动风潮，造成时势”，最后，终于“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立共和”。11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这只是完成了革命破坏之第一步。而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就开始了。这使得他“不禁兴高采烈，欲以平生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方案，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14。他认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但事实上他更重视革命破坏之后的革命建设，认为和平建设规划更重要。他在阐述宏大实业开展方案后表示，“吾敢证言曰：为和平而利用吾笔作此方案，其效力当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满清为更大也。”1265孙中山提醒国人不要把建国方略视为理想空谈，号召人们要“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14字里行间，其企盼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愿望溢于言表。二、工业化的重点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选择工业化的重点和主导部门，对于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实施工业化从何处入手呢，这是孙中山在制定工业化方案时面临的关键问题。在孙中山之前，魏源曾主张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开展，但在缺乏一般工业根底的情况下，这势必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化，从而加深中国对外国列强的依赖性。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进派那么提出要以对外贸易作为带动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然而，这样的开展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来说，国内的需要和国内的条件都未必能适应。张謇的“棉铁主义”提出要以棉和铁两种工业作为实业开展的重点，但似乎也不够明确和全面。孙中山在工业化重点方面的思想，大大地超过了他以前的思想家。他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提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科学的实业建设思路，即必须把全面开展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由此填补了近代经济开展思想的空白。3他认为，“欲谋实业之开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4就是说，不能片面地“谋其一端”，而应该“万端齐发”。但“万端齐发”不等于“乱箭齐发”2814，应该既有总体的规划，又有重点开展的主导产业。孙中山所选择的工业化重点部门，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铁路和矿业。他曾在中国实业当如何开展中写道：“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那么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2814显然，孙中山是把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生产作为实业开展的重点或主导部门的。他认为，这些部门是实业开展的先行部门，没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没有强大的原材料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进行。孙中山把这些部门称为“实业之母”和“实业之利器”。2815在交通运输业中，孙中山又以铁路为中心，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还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铁路为世界至多，而其富强亦为世界第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接受督办全国铁路的任命，准备在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并为这一方案奔波呼吁。5孙中山所说的矿业，即原材料工业，主要包括采掘和冶炼工业，重点是钢铁生产，他把钢铁称为“一切实业之体质”，强调“在近代工业中，称为最重要之原质者，是为钢铁”。1258他认为，钢铁工业是所有工业建设部门的根底，无论是筑大港口，还是修铁路，“所需物料当极浩大”，而这些物料皆须钢铁工业来供给。“当中国一般的开发方案进行之始，钢铁市场立即扩大，殊非现时实业界所能供给。试思铁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筑，与夫各种机械器具之应用，所需果当何假设。质而言之，那么中国开发，即所以起各种物品之新需要，而同时不得不就附近原料，谋相当之供给。故制铁、炼钢工厂者，实国家之急需，亦厚利之实业也。”1125为此，“夫钢铁者，实业之体也；炭、油、汽、电者，实业之用也。”179“钢铁出产多少”乃“一国实业兴旺与否的”的标志也。5263由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的“重工业优先开展”战略，并非只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在中国外乡它早已经有了思想渊源。三、实现工业化的途径是吸引外资和外国人才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需要筹集巨额资本和技术人才，这是实业建设面临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近代中国国力日衰，在洋务派兴建官办企业时，由于企业规模小，数量也少，政府尚可以勉强拨款支付。官督商办的企业，那么主要靠招商认股。但是，到了需要兴办大规模的港口、铁路、矿山及其他工业企业时，如何筹集必需的巨额资本就成了一大难题。如此庞大的工业化方案，政府无力承担，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可以说，靠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力量来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资金是不可能的。如何筹集这局部巨额资本呢？孙中山曾经设想通过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方式来实现土地国有，并用国有土地的地租收入来兴办国有企业，但这种既要国家得利，又要“农民得利”，还要“地主不受损失”2805的折中性设想是不现实的。在“殆无他策”1107的情况下，孙中山把筹集资本的希望投向了国外。孙中山不仅论证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也阐述了翻开国门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他既从中国国情出发，分析了中国的优势与劣势，也用世界的眼光，借鉴了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那么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也矣。”176然而，正因为如此，“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顾从来假设欲有所改革，其采法唯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那么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177“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那么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那么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177为了说明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外资的可行性，他以日本、暹罗今泰国两国维新之后的史实为佐证。“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那么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幡然醒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暹罗“仿日本之维新，聘用外才，采行西法，至今不过十余年，那么全国景象为之一新”。“吾国之境内尚有他国之租界，有他国之治权，吾之海关犹握于外人之手，日本、暹罗那么完全脱离此羁厄也。是知暹罗之维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罗能之，那么中国更无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158显然，孙中山对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前景是十分看好的。孙中山吸取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中国资源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利用外资必须坚持的原那么，即必须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为前提。他强调，“惟开展之权，操之在我那么存，操之在人那么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那么在此实业开展之一事也”1108，“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2817。为了能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他针对外资的管理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认为，“外资之吸集”之后，可由国家雇佣外国管理人才来经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关于事业之建设运用，其在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及乎本利清偿而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矣。”1114-115他所设想的本息清偿期限大致在十年，待“十年之后，那么外资可以陆续归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那么我可以独立经营矣”182-83。在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方面，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一是要同外国资本集团签订平等互利的合约，允许外国资本取得合理的利润。二是主张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直接向外国公司借款，尽量不要向外国政府直接借款，以免引起国际纠纷。三是可以采取借资开厂、中外合办以及批归外人承办限期无偿收回等各种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3193孙中山的这些主张，显然对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颇具指导意义。但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并不具备自己掌握开展主权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且在中国已经占据了殖民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也绝不可能按照平等互利的条件对中国进行贷款和投资，因而这些主张只能是梦想。孙中山在晚年认识到了中国民穷财尽的“最大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为此，他提出了“民族自求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纲领，并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遗嘱留给了后来的革命者和中国人民。2818-819四、结语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远远地超过了前人，他继承了近代早期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并把这些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开展阶段。建国方略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实业治国的雄图大概和宏远抱负，而且说明了他顺应世界潮流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这些超前性的战略设想不仅在民国时期的政府政策中有所表达，而且在时至今日的工业化建设中仍然在实践和延续。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回忆孙中山关于工业化问题的诸多论述，对当今的工业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孙中山确立的工业化开展目标提示着人们，经济建设的目的是谋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安乐，最终是要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是要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无论何时都要以人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让经济开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孙中山筹划的工业化开展步骤提示着人们，搞经济建设必须放眼全局，要把全面开展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既要有总体的战略规划，又要有重点开展的先行产业；既要由国家掌控根底工业的经济命脉，又要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再次，孙中山选择的工业化实现途径提示着人们，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局面，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大胆利用外资和外国科技人才，使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开展的主流中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没能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不仅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严重地束缚了新兴工业的开展，而且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展民族经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既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又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内忧与外患交织在一起，使孙中山的工业化宏图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然而，他的工业化思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被实践。假设伟人在天有灵，俯瞰今日中国之变化，定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