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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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原文出处】经济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311【原刊页号】4253【分 类 号】F31【分 类 名】工业企业管理【复印期号】200402【标题注释】本文是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之“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与交 易成本”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成果。感谢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的资助。在 本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 Queens 大学 C. Ferrall 教授的热情指导以 及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的数据帮助,谨致谢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蒋承、彭云 峰同学参加过讨论,并贡献过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误全归于作者。【作 者】平新乔/范瑛/郝
2、朝艳【作者简介】平新乔,范瑛,郝朝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内容提要】我们运用“2002 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按 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 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 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 6070的利润潜力。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 只达到了 3040!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 、代理人 风险规避参数 r 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 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 理成本的 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
3、致的代理成本占 1/3。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 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 20 个百分点; 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摘 要 题】改革探索【关 键 词】激励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参考文献】平新乔,2003: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第 3 期。Aggarwal,Raj and Andrew Newman,1998,“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deoff:The Impact of Ris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JPE.Ban
4、ker,Rajiv,Seok-Yong Lee,and Gordon Potter,1996,“A Field Study of the Impact of a Performance-Based Incentive Plan”,JAE 21,PP.195226.Copeland,A. and Monnet,C.,2002,“The Welfare Effects of Incentive Schemes”,working paper.Fernie,Sue and David Metcalf,1996,“Its Not What You Pay Its the Way That You Pay
5、 It and Thats What Gets Results:Jockekys Pay and Performance”,London School Econ. Discus. Paper 285.Ferral,C. and Shearer,B. 1999,“Incentiv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within the Firm:Estimating an Agency Model Using Payroll Record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PP.309338.Garen,John,1994,“Executive Co
6、mpens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JPE 102,PP. 117599.Grossman,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3.“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Econometrica 51,PP.745.Groves,Theodore,Yongmiao Hong,John McMillan,Barry Naughton,1995,“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JPE,Vol.103,Issue 4,PP.87389
7、2.Holmstrom,Bengt,1979,“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BJE 10,PP. 7491.Jenson,M.,Meckling,1976,“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PP.305360.Justin Yifu Lin.1992,“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
8、omic Review. Vol. 82,Issue 1,pp. 3451.Laffont,Jean-Jacques and Mohamed Matoussi,1995,“Moral Hazard,Financial Constraints,and Sharecropping in El Oulja”,RES 62,pp.38199.Lazear,Edward.1981,“Agency,Earnings Profiles,Productivity,and Hours Restric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4,pp.606620.McMillan,J
9、ohn,John Whalley,and Lijing Zhu,1989,“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PE97:4,pp.781807.Shavell S.,1979,“Risk Sharing and Incentives in the Principal and Agent Relationship”,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No.1,pp.5573.Shearer,B.,1996,“Piece Rates,Pri
10、ncipal Agent Models and Productivity Profiles:Parametric and Semi-Parametric Evidence from Payroll Record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1,pp.275303.一、导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中国共 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 的财产控制权。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 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企业内契约
11、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 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按 Jenson 与 Meckling(1976)的 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 的权益损失。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 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 -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 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 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 往往对 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这样,由于有关 的信息不对称,委托
12、人、(所有 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 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本来, 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 “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Holmstrom(1979)、 Grossman 与 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 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考虑 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
13、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 即比例分成制契约。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 激励系数的功效。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与激励强度系数()在 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 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 随机冲击();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4.企 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简言之,企业
14、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x)与代理 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k)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 10 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 几个问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 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 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 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 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 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 x(x 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 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 任何努力,甚至
15、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 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 20 世 纪 80 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 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事实上,通过对 “2002 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 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 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 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 42(在 1/4 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
16、率甚至高达 60)以 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 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 原因?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在最 优契约理论形成 20 年之后,即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1996)、Harry Paarsch 与 Bruce Shearer(1996)、R. Banker、Serk- Young Lee 与 G. Potter(1996)、以
17、及 S. Fernie 与 Metcalf(1996)都从实证研 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John McMillan、John Whalley 与 Lijing Zhu(1989)及林毅夫(Lin,1992)都对中国农 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T. Groves、Hong、Yongmiao、J. McMillan 与 B. 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 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 员的筛选功能。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
18、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J. Laffont 与 M. 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 人的风险规避系数。C. Ferral 与 S. 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 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C. Ferral L 与 B. 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 20 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 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A. Copeland 与 C. Monnet(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
19、的 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我们在 Ferrall-Shearer(1999)模型的基 础上,做了如下改动:第一,Ferrall 与 Shearer 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 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 376 家企业,并不是某一 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 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 CD 生产函数形式:y=。这里, 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 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 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 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
20、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 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 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 i 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 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 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 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 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 10 年内中国国 有企业的经
21、营环境()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 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 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 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 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 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根据关键参数 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 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
22、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 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二、模型我们假设厂商 j 的生产函数为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情况一: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定义 1: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以观测到 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 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 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 r 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工资并不是一 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 的 变动而不同。工人的努力程度是 的增函数。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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