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官位的历史沉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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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爵位官位的历史沉浮 “官”与“爵”的沉浮 西汉时期,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 秦代建立了帝制,一百零一官都必需向皇帝效忠,而且一百零一官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不过,秦代建立起的这套官僚体制,到了西汉初年,发生了一些改变。 由于周代传统的影响,汉初功臣们“封邦建国”的意识依旧较强,而且建国过程中刘邦联合了东方六国的贵族,贵族对于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响到了刘邦手下的“革命队伍”。为了巩固统治,刘邦对于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占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满意。 不但如此,就连朝廷的官僚队伍也受此影响,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职丞相,按例都要由列侯担当,而由开国功臣转化而成的世袭贵族便靠着这一
2、“惯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职位,官僚制也因此带上了贵族制的色调。故此,西汉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那位具有悲剧色调的英雄“飞将军”李广,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 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皇帝和贵族们的势力此消彼长,贵族中的最大群体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触犯国法而被剥夺爵位,或因无子嗣而使爵位无法承续,贵族制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特别薄弱。同时,汉景帝与汉武帝逐步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贵族在军事与经济上均无力与中心抗衡,贵族制的物质基础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这一前提下,从汉武帝起先,中心集权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发展。依据班固在汉书一百零一官
3、公卿表中的记载,西汉朝廷中新增的官职,绝大多数都是在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另有一些原本地位与职权不高的官职,也是从汉武帝时期起先,因其与皇帝联系亲密、深受重视而成为显要之官,最明显的就是原本担当文书收发传递工作的尚书。此官职原来地位低微,且因为要传递文书到禁中,有时也任命宦官担当此职(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后来竟被大臣视为“一百零一官之本”。在皇帝的主导下,强化官僚制对政治的影响力,扩充官僚队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对爵位的要求并不会因为一两位皇帝的引导而止息。对此,汉代的皇帝也因势利导,汉武帝还“独创”了一项新的政治原则:以前是只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汉武帝元朔年
4、间,公孙弘以无爵之身拜相,汉武帝为他授予爵位,因此开创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规则。 这个一一百零一零一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是官、爵两种体制碰撞中的重要事务。假如说西汉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贵族制浸染的,那么汉武帝创立的这一新规则是以官僚制改造贵族制将官僚制作为基础,而把贵族制划为官僚制的附庸。由“得爵而得高官”变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对掉。 这本身是一个政治体制上的改变,而帝制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一官僚体制压制住爵位体制的转折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改变。 汉唐之间:扭捏登场的官本位 地方大族到中心做官,地方社会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 官僚制成为帝国政治的核心,在西汉时就已初露
5、端倪,但爵位体制并未因此而黯然谢幕,相反,在之后的近两千年中,它依旧存在。那么,官本位又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的? 汉武帝以后,在政治体制中,官本位基本确立,但其影响基本只限于政治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并不甚大。究其缘由,与当时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关。 当时,帝国的官僚制只到县一级,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多由当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们支配,他们是一百零一姓生活中经常得见的地方主角,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和倾向也成为当地的共识。因此,体制中的官僚们对于一般一百零一姓而言若有若无,谈不上非常关切,更谈不上欲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改变就发生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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