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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一的传统与无边的现实主义】无边的现实主义 摘要:陈映真的小说深刻地挖掘了自日据时代起至资本时代台湾农村与城市一般人物的生存状况,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不但是陈映真的文学世界的“台湾身份”的确证,是他接续大陆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文学精神的幽暗通道,同时也是他用以对抗台湾文学西化的几乎唯一的精神资源。陈映真的现实主义灌注着悲天悯人的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是结合了台湾和时代的“特殊”,而非一个空洞的“一般”,富有辩证的色彩,成为一种带有强烈倾向的政治诗学。 关键词:陈映真;传统;鲁迅;现实主义 一、“台湾的”陈映真 在当代台湾的作家中,陈映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这不单是指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更主要
2、是说他的文学世界中包含一个“台湾”,同时又体现着厚重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民族感情和文学传统上都与“现代中国”息息相关。这也是陈映真能够与当代大陆文坛同气相求,并于2010年加入中国作协的重要因素。 陈映真“台湾作家”的身份要求我们在理解他的文学时,必须结合其“台湾内涵”,否则真正的理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尽管与林海音、白先勇等作家一样,陈映真在大陆的读者群无法与琼瑶和三毛相比,但是较之这里提到的任何一位作家,陈映真最能称得上是一位台湾作家,就是因为他有着深沉和完全的“台湾内涵”。这个“台湾内涵”正是构成“陈映真”这一指谓的根本东西,是使陈映真成为“陈映真”的东西。而对“这是一个怎样的台湾?”“这个
3、台湾与哪些历史条件相关联?”“它又处在怎样的涂抹和对这些涂抹的擦除之中?”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将构成“台湾内涵”,也将构成陈映真的创作。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陈映真的创作正是这种对问题的毫不回避的回答,使原来只是作为行头、道具和背景存在的历史条件,现在成为了它本应就是的那个主人公。由是,考虑到陈映真的文学所处于其中的近现代以来的复杂的台湾历史与现实,陈映真的创作也还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诗史”,它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诗学,建立和维持着台湾之真以及台湾文学之真。 二、面向与超越传统的写作 而陈映真的丰富的政治诗学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历史条件。所谓历史条件,同时也就是条件自身的历史,对这个历史的考察将显示出陈映
4、真政治诗学的发生和展开。尽管有人将陈映真称为当代台湾的鲁迅,其间联系暂且不论,单从性格气质看,陈映真与鲁迅是有着可观的差异的。同为思想战士,鲁迅的犀利和严峻几乎是从一而终的,从不示弱;而陈映真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谦和温文。如果说鲁迅是法家气象,陈映真则是儒家气象。在以第三人称写就的创作谈中,陈映真说:“他自知只有中人之智。命运却像是紧紧相扣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选择了他,驱使他在四五十年中,走过了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1(p.27)陈映真的谦虚显示了他对自己的某种程度的认识,他确实不是天纵之才,其全部创作无不是人生感遇和勤奋思考之下的修养的结果。这一点与鲁迅也是庶几近之,在丝毫不减损他的思想观
5、点的准确或深刻性的前提下,他那种具有宗教情怀色彩的爱的信念使他的思想的锋芒淡化下来。 尽管自谦只是中人之智,但陈映真对生活和人生的敏感却几乎是天生的素质,在鞭子和提灯一文中陈映真对自己“儿童经验”的简洁而深切的描述可以证明这一点。此文中所述三个主要的“儿童经验”提供了陈映真日后创作的世界观,分别是自我意识,家国意识(政治意识)和人道主义意识。这三个“儿童经验”分别是“孪生小哥哥之死”、“两个日本老兵事件”(在陈映真举家迁到有着无比美丽的名字的小镇莺歌镇之后不久,台湾光复时的“两个日本老兵”事件。这本来称不上一个事件,在陈映真的笔端只是水墨画般的轻描淡写的几句对话和动作描写,埋下了日后反思日据时
6、代文化等现象的政治意识的种子,并渐渐推他走上一条通过文学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的道路。)和“呐喊事件”。 尤其是第三个经验对陈映真而言,几乎具有某种命定的意味。他回忆说大约在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后街提供了另一个版本,说是初中的某个寒暑假1(p.19),他无意中从父亲那里看到呐喊,虽然对书中故事似懂非懂,但是对阿Q正传却特别喜爱。后街补充提到的情况是:在初中毕业却要留级的夏天里,他开始比较仔细地阅读呐喊,并且在次年考上高中阅读了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契科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之后,“却不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1(p.19-20)“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
7、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了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2(p.527)显然,这个“呐喊事件”在陈映真的自我理解中是就是他的一个“成人礼”,完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启蒙,促成了一个具体的爱国者,一个具体的人道主义者,他将以此身份开始文学创作。 因此,
8、阅读呐喊对于陈映真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甚至它就相当于鲁迅本人的那个“幻灯片事件”。陈映真对这个经验的书写,一方面出于呐喊本身在他的精神世界形成中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要书写这个经验,并且如此强调这个经验的作用,说明陈映真在无意识地将鲁迅对“幻灯片事件”书写行为当作某种精神升华的原型模式(可以称之为“鲁迅模式”),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类似的经验,加以突出和书写,与作为自己的传统的鲁迅相“唱和”,从而获得对自我的确认与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同。 到了后来,这种个人精神的升华经验,即鲁迅模式,被陈映真提高成为对民族文学传统进行认同的律令。1977年台湾文坛就乡土文学展开了
9、激烈论争,作为重要的参与者,陈映真发表了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和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论争文字,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民族文学传统的二元结构之下,旗帜鲜明地认为光复以后30年中,台湾国民经济在美国和日本的资本与技术的绝对支配下成长起来,精神生活也随之被西方附庸化和殖民地化了。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一批作家(如白先勇、陈若曦等)成为文学西化的重要实践者,他们“在西洋文学中找传统,去模仿西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从事创作”1(p.107),陈映真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传承中绝了”。1(p.107) 然而,随着西方式的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台湾社会问题多方面显露出来,尤其是“保卫钓鱼台”
10、运动之后,民族情感和社会意识空前高涨,以黄春明与王祯和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方兴未艾,“他们不再支借西方输入的形式和情感,而着手去描写当面台湾的现实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在文学形式上,现实主义成为这些作家强有力的工具,以优秀的作品,证实了现实主义无限辽阔的可能性。”1(p.109)但陈映真并没有像当时被视为乡土作家的王拓那样认为台湾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而不是乡土文学,相反,他将二者统一了起来,认为乡土文学思潮的本质就是现实主义。这应当理解为陈映真出于策略上所进行的一种妥协,目的在于“展开对西方附庸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提出文学的民族归属和民族风格,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文学长期向西方一面倒到文学的民族认同;从
11、逃避主义、现代主义、国际主义和主观主义,道文学的民族归属,到文学的社会功能,道文学的现实主义”。1(p.111) 陈映真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学青年,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是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当代的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中,吸取滋养,受到鼓励,逐渐成长为那个民族新生一代的文学家。”2(p.569)这一论述联系陈映真本人之于鲁迅的关系,其内涵就更加显见了,因为陈映真就是从鲁迅那里出发的。他强调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主要就是以鲁迅为中心的现代文学传统,他自己的传统就是这个传统,鲁迅的文学就是陈映真的单一的传统,古典文学的传统在陈映真这里是付诸阙如的。在陈映真的许多小说中都跳跃着鲁迅的精神,我的弟弟康雄从笔法到气氛
12、上都十分接近于伤逝,而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酒席上讲述他吃人肉和人心的情节竟与狂人日记有惊人相似之处,甚至吴锦翔的母亲的名字“根福嫂”也与故乡中的“祥林嫂”有一种很有意味的互文关系: 面摊与将军族在客观事物描写的伤感气与情感类型设置的开放性两个方面固然也显露出现代主义的痕迹,但是其体现在总体上的对底层小人物的爱与悲悯情怀,无不显示出鲁迅在社戏与一件小事中的那种底色。此外,陈映真的这些小说在总体格调上带着的小知识分子的唯美主义与感伤气息,并没有妨碍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一如鲁迅的伤逝那样。 以跨国公司为题材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在描摹现代跨国企业带有异化性质的经济体制下,包含着民族情感和城乡矛盾等
13、因素的台湾的独特政治空间时,将当代台湾人的生活状态和矛盾作了深刻的揭露。系列之一夜行货车的结尾,詹奕宏不堪摩根索先生的言辞污辱,愤然当场辞职,对刘小玲说:“跟我回乡下去”小说到此几乎结束了。然而这个小说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文本中所描绘的跨国公司的百态现实,更在于它没有言明而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即: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横征暴敛的时代,农村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陈映真色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一文对资本给台湾山地农民带来的盘剥和伤害作了深入的经济和政治的分析2(p.588-599),那么紧接而来的问题就是,他们回乡后会怎样?一如鲁迅对易卜生玩偶之家所发出的疑问“娜拉走后怎样?”一样。结尾处那列“轰隆轰隆地
14、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令人深思,因为等待他们的是严峻的三农问题。陈映真在文本结束前用辞职来解决了矛盾,而实际上却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性质在这一步上才算淋漓尽致。 陈映真以他自己创作的起手经验与量虽不甚丰而质却很上乘的创作实绩,践行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之于民族属性与社会功能上的双重要求。鲁迅对于陈映真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在单一的同时也很强大,因为它禀赋着辽阔的现实主义精神。为了达到对这个民族文学传统的认同、归宗与接续,为了表现“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2(p.570),陈映真甚至说:“主题先行是骂人的话,
15、可是我公开承认我是个主题先行的作家。”1(p.49) 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陈映真虽然是主题先行,这个主题如果从大的方面说是社会主题,可以笼罩万事万物的,而从微观方面看,这个主题则是不断移动和变化的。1959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面摊虽然还带着对从自己所发出的这种关怀的自我欣赏,但毕竟对底层小人物的这种关怀因为它的单纯而有十分动人的力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穷人开始自己的小说世界一样,陈映真小说的主题从面摊的“穷人”开始,到忠孝公园的殖民与身份问题,可以说是渐严肃,渐沉深的过程。 从他的整个创作看,陈映真小说的主题主要在:(1)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问题;(2)日据殖民时代后遗症问题;(3)台湾
16、与外省分离主义问题;(4)消费社会与跨国公司时代问题。(参看陈映真本人对自己小说主题的概括,与此稍有出入1(p.49-55)这四者之间移动。主题的移动表明了陈映真对台湾由政治凸显到经济凸显的社会变迁的积极把握和深入理解,而尤其(2)(3)两个主题凸显了“台湾内涵”,它们是陈映真将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施之于台湾当代社会所提挈出来的,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个传统在台湾和陈映真那里所能取得的新境界,并在接续的同时丰富了这一传统。陈映真以其优异的实绩显示了现实主义传统即便是在跨国资本和消费时代之中也还是有着广阔无边的作为空间,文学的生命力就体现为它作为对现实进行严肃拷问的政治诗学的存在。 三、作为辩证人道主义
17、的现实主义 台湾光复后,尤其解放战争后,国民党在冷战思维支配下的台湾实行文化和政治的高压恐怖政策,大陆的五四文学传统和作品遭到严禁。陈映真在父亲焚烧以后所剩无几的书堆中竟然找到鲁迅的作品,精神道路由此定型,成为民族统一和民族文学的勇敢思想者,成为“台湾鲁迅”。 对陈映真而言,严重西化了的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都已经成了两个远离鲁迅传统的“那儿”了,需要再度复回到鲁迅传统“这儿”,即现实主义。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必然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且这种批判是基于爱的,无论它如何酷烈,都包含对于某种人群或某种事物的同等酷烈的爱。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现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那种通常披
18、着博爱与平等外衣的狭隘而短视、自恋而自利的人道主义,而且就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党派性质的一样,它在一个相对漫长的现阶段里也不能消除它的党派性质,而且它的党派性正是与前者判然两立的,并追求消除这种两立、以达到最终消除它自身的党派性质,乃至于消除它自身,因为当社会中每个人都得以全面实现以后,人道主义也就完成了其使命。 只是在目前,在相对漫长的现阶段,作为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必须鲜明地标举自己的党派性质,必须将自己在文学实践中具体化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学,一种阶级的文学,即是说,现实主义是人道主义,而且必然是辩证的人道主义,而非绝对的人道主义。陈映真的现实主义正是源自鲁迅传统的此种辩证人道
19、主义的实践,此种实践不仅较集中而一贯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直接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方面,比如2005年为回应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而作的有力长文文明和野蛮的辩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陈映真人道主义思想大气候的凝结显形,以近70的高龄之年持病体写就,有义不容辞、仁当不让的朗朗风骨,是人道主义党派化和具体化的巨大思维成果,说明了他此种文学思想气候的老而弥笃与老而弥警。一方面看,陈映真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固然大有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接续与传扬之功;而另一方面看,以鲁迅为中心的现代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得以获得强大生命力的丰富汁养。 徐复观先生称陈映真为“海峡东西第一人”,这不但是对陈映真的褒奖,同时也是对大陆文学的一种批评和鞭策。今天的大陆作家需要将陈映真看做是一个我们自己本该处在其中的“那儿”,去思考他的文学与思想的轨迹和成果,去思考陈映真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他的单一的传统而存在的鲁迅的意义,进而从那些认真而严肃地生活着的人们的痛苦呼声或无声的坚韧中去寻找自己的文学使命、才华和心灵,并将现代民族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复活为“这儿”,复活为大陆的,为当代的。 参考文献: 1陈映真文选C.薛毅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 2陈映真代表作C.刘福友编.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 12 页 共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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