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嘉乐口述: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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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嘉乐口述: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象费嘉乐口述:八十年头商务印书馆印象张稷 中华读书报 ( 2015 年 01 月 14 日 05 版) 盖尔费嘉乐(GayleFeldman),纽约作家、PublishersWeekly特约编辑、TheBookseller驻纽约记者、出版人。1984 年 6 月,费嘉乐作为英国出版商协会代表,来到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化沟通工作,为期七个月。她是 1949 年以来第一位通过英国出版商协会到中国进行出版工作沟通的外国出版人。 1949 年之后第一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外国人 第一次来到中国 张稷:您好,欢迎您回到商务印书馆做客。您比我们在座的都早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感谢您接
2、受我们的口述历史的采访!商务印书馆是一个经验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深刻地介入和影响了本民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文化教化机构,而 1980 年头初,中国刚刚结束了一长段时间的封闭打开了国门,您正好来到这里工作。我信任您那个时间在商务印书馆的所见所闻,具有某种历史意味。 费嘉乐:我很兴奋参与这个口述访谈,我是一个老商务呵!我很兴奋回到商务,回到老挚友们的身边,很兴奋谈谈商务。 我诞生在美国费城,在美国念完了中学,上完了高校。不过后来我去了英国,在剑桥高校取得了硕士学位,和一个英国人结了婚。所以,我毕业后在伦敦从事出版工作,做学术和教化方面的图书编辑。我曾经在两家出版社工作过,一个叫
3、 Harape,它以出版辞典著名。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啊等等这些语种的辞典。我工作的另一家出版社叫做 EdwardArnourt。不过,这两家出版社现在都没有了,它们被收购了,成为其他公司的一部分了。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 1982 年。当时,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挚友住在香港,我和我的先生想去看他。正好我工作的出版社的两位社领导在英国出版商协会很活跃,和其他英国出版商一起去过中国。他们告知我情愿给出版商协会写信举荐我,帮我得到去中国访问两周的邀请。正好这时有来自中国的出版编辑要到英国做沟通培训。就这样,我和英国出版商协会搭上了关系。这年的 11 月份,我就生平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去了北京、上海、西安,
4、还有其他几个中国城市。我发觉,我特别喜爱中国。 我是探讨文学的,硕士学位是法国文学探讨,我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里尔教过书;我对意大利也有过一些探讨我就是这样的,喜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很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中国特殊感爱好,这种深厚的爱好始终持续了下来。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也特殊想用亲身经验去了解。这一趟中国之行,再次加剧了我的爱好。所以回到伦敦,我就起先学习中文,我还找了一个在伦敦的高校教书的北京女孩做我的中文家教。 其次年(1983 年),英国出版商协会迎来了来伦敦做沟通活动的中国出版社编辑们。其中有一位来到了我们 EdwardArnourt 出
5、版社,他的名字我记不准确了,应当是叫申漳吧,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我正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因为懂一些中文的原因,我就参与了对他们的接待。不过很惋惜,80 年头末期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之后英国出版商协会问我是否情愿用同样的方式去中国做沟通到某个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当时英国出版界还没有一个编辑去中国工作过,我当然很兴奋,立刻就答应了。于是,1984 年 6 月,我其次次来到了中国,工作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 我充溢了新颖 张稷:费嘉乐女士,您之前就没有一名英国人通过出版商协会来中国做出版沟通活动吗?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沟通项目? 费嘉乐:是的,我是第一位,我想也是唯一的一位。 英国是一个小国家嘛
6、,为了发展,英国的传统就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深厚的爱好。英国始终致力于图书出口,或者在其他国家建立分公司开展海外业务。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很自然,英国人就对这样的中国产生了爱好。 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专家在外文出版社这样的机构工作过,不过那是通过其他的途径。通过英国出版商协会这样的行业组织以工作沟通的方式来中国工作,1949 年之后以这种方式到中国工作的,我确定我是第一位,我想也是唯一的一位。我来了之后,这里的出版协会和政府出版管理机构接待我,我相识了好多人。有一个人叫李芳,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记得当时的联络人是刘杰,他现在可能在欧洲工作,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做出版方面的工作。应当是
7、他们把我介绍到了商务印书馆。张稷:费嘉乐女士,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它始终有着开放的传统,早期就有常见的国际合作。建馆初期教科书的编写,印刷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引进,还有商务现代的公司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有外国专家的参加和帮助。商务的历任领导也有出国学习的传统。 费嘉乐:是的,聘请西方专家,1949 年后中国出版没人干过。在没有类似先例的状况下,我想在当时的环境,这应当是商务印书馆一个相当英勇的确定。刚来时候的情形我印象特殊深刻!因为没有先例,国家出版局对于详细的怎么支配我也没有阅历。1984 年,邀请一个外国人到单位里面,和这里的人们朝夕相处,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就想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
8、们会让我做什么?我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对于种种可能,我充溢了新颖,还有一些莫名的惊慌。这儿的一切,我须要花一段长长的时间去适应,去了解。 半天工作,半天走访 帮助编校英文图书 张稷:您在北京、在商务负责什么工作呢? 费嘉乐:我被派到了英语工具书编辑室,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王良碧、徐式谷。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帮助编辑们解答词典和其他图书编辑时遇到的英语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学术、人文、社科、历史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来办公室问我。这些问题呢,不是什么特殊大的难题,而是一些诸如英文单词的意思、用法,或者求证些详细的小问题之类的。编辑们常常来问我这问我那,我就给出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很受重视,这一点令我特
9、别兴奋。 我发觉,年轻的编辑们英文读写实力很强,但是却完全没有听和说的机会。我便提出给这些青年编辑们开英语会话课。林尔蔚先生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而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馆里的编辑们习惯了常常见到我,而我也习惯了这里才起先开课。这时的我,坐在屋子里讲课闲聊也觉得非常的放松自如。课上,我们花上几小时的时间在一起闲聊、探讨,通过这种方法帮助他们练习口语。我记得来上课的有周治淮、薛琪、张月中等人。有些人有空就来听,另一些人每堂课都会坚持来上。在我纽约家里,还保留着一张名单,上面有全部上课人的名字。会话课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编辑们不仅熬炼了口语,同时对英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对他们编辑英美语言和学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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