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北大教授回应贾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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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北大教授回应贾康 北大教授回应贾康: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 2023年11月09日06:16 第一财经日报 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23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 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
2、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拙文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见报后,贾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这让我感到意外,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愤怒出诗人;也许可以补充道,愤怒出不了理论家,或者至少难以做出冷静的理性的反应,因而不必认真对待之。几天后看到了贾教授作出的所谓“柔性回应”,然而拜读之余,他的这个正式回应没有超出先前愤怒反应的范围,没有针对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做出反驳或讨论;反而说他现在作此“柔性回应”,是出于对“其他因素”以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
3、应式的非理性推波助澜”的考虑。“其他因素”是什么,“推波助澜”之类说法有何根据和深意,贾教授没有明说,但他这些话却分明渗透着某种轻蔑和傲气,这使得对其作出回答变得必要了。 几点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况贾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摆在那里,是非曲直不难弄清。贾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们的书名时多出“经济”二字,这是明显的大意和失误,我应向作者道歉,不过,贾教授回应中提到的其余各点则只能另当别论了。 首先,关于贾教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下称读本)的定位和意义,他说我不该说那是作者“声称”,还说那不过是“出版公司宣传用语”。可是,“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核心内涵”,“深度阐释新供给经济
4、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着力创构十三五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升级版”,白纸黑字,与书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该书封面之上;套在书上的折纸还逐个介绍作者在一些省委学习会上作报告的情况以及向社会各界隆重推荐该书的语句,这让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确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却不料作者现在说那是出版公司的宣传用语,不是作者自己说的。这也许是实情;实情若如此,作者为什么不早说?广而告之大半年了,现在却推诿于出版公司,这合适吗? 其次,我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不具备(如作者所做的)对之进行单一市场供求关系分析的前提条件;我还认为,只有基于存在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以及
5、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两种市场的现实,分别对它们做出市场供求关系分析才是合适的,可是,作者却说我的这些观点是反对对当前中国经济进行供求分析,这不是明显的误解和曲解吗? 再次,我关于作者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甚至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的看法,是依据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论述得出来的,现在作者说我没有注意到他在该书前言和后面关于需求管理的论述,还说他们一直秉持的理论是供求均衡论,一直认为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等等,意在说明我曲解了他们的观点。可是,假定作者所说属实,那么何来作者所声称的独创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早就提出来了。假定作者所说属实,又何来他们反复强调的注重“供给管
6、理”的“独创性”? 还有,关于“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别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还指出,在作者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长菜单中,独缺体制改革这一项。作者认为我的说法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违反基本常识,我对此指责至今不得其解。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怎样的常识?谁人说过这两个概念在我国学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为什么作者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结构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断言,我指出他们没有把体制改革包括到他们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之中,就是给他们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更没有那个权利(新浪财经注:原文如
7、此,此处应为权力),事实上也不会导致那样的结果,不过是对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罢了,何必耸人听闻!然而,老实说,我对作者的如下观点和主张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某种担忧,甚至还发出了要警惕出现回归计划经济做法的危险,这总不该被理解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认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原则,只是对于资源配置总体而言的,并不适用于每个具体场合;作者还一再强调政府要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向抓“供给管理”,却不见作者强调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去产能、去库存”等重点任务)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请问,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最后,我在前文中指出,读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论述了西方经济
8、学中存在着一个所谓忽视供给的“共同的失误”和另一个所谓强调供给的学术传统,意在证明他们的学说是对前者的克服、对后者的继承和发扬,从而表明他们的学说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据我所了解的史实作了澄清,说明他们的意图是站不住脚的。作者对此未置可否,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学术讨论,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可以将其纳入不同理论框架之内,然后便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云云。这岂止是文不对题,简直是强词夺理和强加于人了;这种态度不改,谁还敢跟他讨论学术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 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最后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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