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_裴长洪.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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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书书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裴长洪刘斌内容提要: 尽管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 中美贸易摩擦变数难测, 但中国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中国外贸新旧动能转换已经释放出强劲动力, 外贸新业态不断涌现, 中国外贸竞争新优势初步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 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 “企业异质性主要体现于企业生产率” 的基本假设, 异质性消费偏好为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比较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市场环境。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 组织结构与微观主体, 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 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为中国向全球
2、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 机会。其次, 中欧班列的运行重塑了传统世界海运贸易的理论范式, 重构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 改变了临海港口的经济模式, 扩展了国际陆港的经济辐射范围, 加快了中国 “向西开放” 的步伐, 逐渐形成了东西共济的全球价值链“双向环流” 。再次,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优势、 新要素禀赋优势和制度优势三重叠加, 复合比较优势初现, 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把动态比较优势推进到更高层面。关键词: 互联网与跨境电商中欧班列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复合比较优势*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 100836, 电子信箱: peichhca
3、ss739 163 com; 刘斌( 通讯作者)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 邮政编码: 100029, 电子信箱: liubin uibe edu cn。本文研究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CXTD10 11)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CJY003)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文责自负。数据来源: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铁集装箱公司网站, 网址: http: / /www crct com/index php?m = contentc = indexa =listscatid =22。国际金融危机前, 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快于 G
4、DP 增速, 有时甚至高达 GDP 增速的两倍。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速。世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经济 GDP 的比重由金融危机前的接近 50%, 迅速下降到 2018 年的不到 40%, 相当于 21 世纪初的水平。金融危机后, 全球生产分工受到严重冲击, 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尽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霾下, 中国对外贸易仍然“韧性” 十足, 2018 年中国出口保持了 10% 的增速, 2019 年 1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14%。近年来, 中国外贸浮现出三大亮点。一是跨境电商交易呈现“爆发式” 增长态势。中国跨境出口电商2018 年的交易规模高达7. 9
5、 万亿元, 较上年同比增加25%。由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 经由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 1347 亿元, 同比增长 50%。二是中欧班列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8 年中欧班列共开行 6300 列, 同比增长 72%, 其中返程班列2690 列, 同比增长 111%。三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区位优势显现。截至 2018 年上半年, 自由贸易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近 60 万家, 集聚效应明显。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 153 项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 示范效应显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 由跨境电商、 中欧班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驱动的中国企业竞争新优势开始形成。Por
6、ter( 1990) 的钻石竞争模型认为, 影响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 需求状况、 支持产4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业、 企业同业竞争四种基本要素以及政府、 机会两种辅助要素。本文认为: 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生产要素密集度逆转” , 资本和技术优势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强化, 跨境电商具备了企业同业竞争优势和支持性产业优势( 互联网 + ) ; 中欧班列扩大了国内和国际的市场需求, 同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而经济全球化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构为中国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
7、、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 组织结构和微观主体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领域在国际贸易的深入应用, 正在引起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而言, 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构建的开放、 多维、 动态、 立体、 即时的贸易模式, 极大地拓展了企业国际化路径, 优化了全球资源配置, 促进了企业间的互利共赢。跨境电商加速了全球生产、 分工等环节的重新整合, 改造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结构, 使原来冗长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了扁平化, 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主体, 使得中小企业愈来愈有机会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
8、机会。( 一)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减少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成本, 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 匹配成本一是从生产链的协调成本看, 产品生产环节的“区域化” 分离是全球生产分工格局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跨区域链条的不断延伸, 生产一项最终产品可能会涉及多次中间品的进出口以及频繁跨境流动, 产品“工序化” 和“分段化” 生产愈发平常。在生产最终品之前, 中间品会经过生产链条的多个生产环节, 产品“工序化” 和“分段化” 对生产链条不同环节间的协调和沟通成本产生“放大” 作用。互联网疏通了生产环节间信息流通的“脉络” , 缩减贸易的交货时间, 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 推动了全球生
9、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二是从生产链的信息成本看, 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打破信息不对称等非正式性贸易壁垒( 蒙英华和黄建忠, 2008) 。国界分割导致信息流通受阻, 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 , 信息流通障碍加大了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面临的不确定性, 企业在获取信息时面临有效信息不足、 质量不高、 及时性不够、 信息同质等问题, 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贸易的隐性成本。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搭建起全球信息自由流动“桥梁” , “互联网 + 贸易” 的电子商务模式突破了时空限制, 加速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高速融合( 施炳展, 2017) 。跨境电商的发展大幅削减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
10、确定性, 降低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前因未了解外部市场信息而导致的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盲目投入。互联网提供了更多的供应商渠道, 降低了企业间的搜寻 匹配成本, 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贸易中间商的出口模式, 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中间环节。近年来, 中国跨境电商呈现出“爆发式” 增长态势, 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图 1 描绘了 20102017 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情形及其占中国货物贸易额的比重, 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出口和进口跨境电商均表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货物外贸的比重不断上升, 已经从 2010 年的 5. 94% 上升到2017 年的 27. 35%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
11、测, 跨境电子商务占中国外贸的比重这一上升态势仍会持续, 预计到 2020 年跨境电商占外贸比重将会接近 40% 。而且,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类型繁多, 既有专注于 B2B 业务的阿里巴巴国际站、 中国制造网、 敦煌网等, 从事 B2C 领域的天猫国际、 京东全球购、 苏宁海外购、 聚美优品等, 也有专注于 C2C 领域的淘宝全球购、 洋码头、 小红书等, 同样也有支付领域的支付宝、 微信等。这给大量不同类型的中小制造商、 贸易商提供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更多渠道和方式, 提供了更广阔的商业机会, 从而无形地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行业“门槛” 。52019 年第 5 期图 120102017 年中国跨境电商
12、交易额及跨境电商占贸易额的比重注: 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和 UNcomtrade 数据库, 笔者计算整理所得。( 二)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组织结构、 要素结构和网络关系首先,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组织结构。产品的生产结构分为“蛛行” 和“蛇形” 两种( Baldwin Venables, 2011) 。前者表现为某一个生产环节处于核心节点, 其余环节均与之相连; 后者则代表了从上游至下游的依次生产模式。在实际生产中, 两种组织方式往往交互出现( 鞠建东和余心玎, 2014) 。互联网可以促进全球价值链由“蛇形” 生产模式向“蛛行” 生产模式转换, 使得全球价值
13、链分工体系更为扁平化, 形成了既具有线性分层特性、 又具有多节点交互的新型生产布局。其次,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要素结构。数据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键要素, 国际生产分工的响应时间可被完整记录。在经典的 C- D 生产函数中, 劳动和资本是决定产出的主要因素。但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中的关键要素。在传统贸易理论中, 由于实际贸易时间难以测度, 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也就很难判断, 出于简化的目的, 贸易时间这一变量往往被忽略。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企业生产的响应时间可被“记录” , 企业库存能够实现最优化管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生产环节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完成, 生产分工能够
14、实现即时响应。再次,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关系。集身份认证、 授权管理、 责任认定于一体的跨境电商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 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韧性” 。基于信任传递, 供应链金融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进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安排。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区块链 “智能合约” 可以建立 “去中心化” 的信任机制, 让溯源成为可信任的保障, 进而破除了横亘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 “信任” 鸿沟, 进而提高了分工的效率。( 三)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主体及其组织结构互联网和跨境电商使得大量非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
15、场成为可能, 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中 “异质性主要体现为生产率差异” 这一假设。Melitz ( 2003) 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 该文解释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国内生产和出口之间的选择问题, 其经典假设是: 需求函数是相同的, 供给函数是不同的, 且供给函数不同仅表现为成本函数的不同。该文在解释进入 21 世纪之前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问题上具有合理性, 并被追捧为经典理论。不可否认, 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很大程度上被证实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巨大, 企业生产率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 在许多实证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但是企业生产率既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贸易现象, 更不能解释进入21 世纪之
16、后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商业交易条件下的贸易现象, 新新贸易理论实际上已经滞后于贸易实践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中国的改革发展, 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近些年6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 “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 问题, 实际上也是对新新贸易理论的质疑。因为, 中国企业生产率的 “同质性” 是普遍的。在中国 4000 万家中小企业中, 有 500 万家中小企业专注于国际贸易, 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60% 以上。2011 年以来, 在跨境电商平台新注册的企业中, 中小企业与个体商户数量占比超过 90%。中国既存在数量庞大的同
17、质性生产性企业群体, 也存在大量综合服务型外贸企业, 它们创造的供应链商业模式, 通过高速联通的互联网形成的社会分工网络赢得了竞争力, 数量庞大的同质性生产性企业因此进入国际市场。互联网技术应用下的社会分工网络, 以最高的效率将生产和交换链接在一起, 创造了社会化生产的再组织形式, 改变了微观主体和市场交换的组织形式, 这是中国在劳动要素优势弱化后创造的一个新优势。经典的新新贸易理论不仅忽略了供给端的变革, 而且还忽略了需求端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问题。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需求函数随着产品改变而改变。显然, 贸易伙伴国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会对一国出口具有重要影响。当前零售业的全球贸易
18、日益蓬勃, 消费者逐渐把目光投向个性化、 多样化、 高品质、 国际化的商品和服务, 产品的差异化、 定制化、 高频率交易为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跨境电商拓展了国际贸易的空间, 将中小企业直接与终端市场对接, 帮助中小企业在国外建立自身品牌, 提高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 。“中小企业 + 跨境电商” 的产销模式既可以有效发挥跨境电商在配送速度、 售后服务、 信任度等用户体验优势, 也充分发挥了中小企业柔性化、 差异化、 小规模生产的优势, 从而满足国际贸易零售行业“碎片化” 订单的需求。对贸易理论 “一知半解” 的国外某些政客和媒体, 由于解释不通中国企业发生了什么, 因此就说, 中国采
19、取了不公平竞争措施, 导致中国的外贸顺差和对外不公平贸易, 这过于武断。( 四) 互联网和跨境电商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 培育了国际贸易的新业态Baldwin( 2006) 将全球化进程形象地称之为两次 “解绑” 。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 主要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分离。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购买到任何地区的产品。第二次 “解绑” 则是指生产者之间的空间分离。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使得不同地区的生产者之间可以合作生产, 国际生产分工成为可能。前两次 “解绑” 过程主要发生在货物贸易。当前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实现全球化的第三次 “解绑” , 第三次 “解绑” 主要指服务贸易领域中生产
20、者和消费者的空间分离。在传统贸易理论中, 服务贸易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 在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服务要素是否能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即时传输是决定服务是否可贸易的最关键因素。互联网为服务要素跨区域即时转移提供了路径, 使得服务“生产” 和“消费” 的远程交易成为可能, 实现了服务 “生产” 和 “消费” 的区域分离, 拓展了服务的可贸易边界, 延伸了服务的生产分工链条。近年来, 中国服务贸易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2018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2018 年服务出口17658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4. 6%, 服务进口34744 亿元人民币, 增长10%, 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排
21、世界第一。但相对于货物贸易,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服务链条相对较短。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贸易企业的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如图2 所示, 2018 年中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不到17%, 低于美国的26%, 远低于印度的 31%。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利于发挥中国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互联网加快了服务贸易的技术转移, 提高了后发企业的学习能力, 减少了服务企业的试错成本。互联网引致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后动者的追赶能力。通过观察先动者的行为来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 进而采取更有利的行动,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交易形式的变革, 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贸易的服务产
22、业。例如, 中国互联网金融充分发挥后发比较优势迅速崛起, 微信、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逐步拓展国际市场, 正在成为服务贸易的增长新热点。( 五) 互联网促进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度融合, 促进了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分工深化到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技术进步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 促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 电信、 分销、 运输等生产性服72019 年第 5 期图 219982018 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注: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网站, 网址: http: / /datamofcomgov cn/fwmy/overtheyears shtml
23、。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 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支撑, 制造业为服务业提供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 以互联网为纽带, 服务业和制造业呈现再度高层次融合的趋势,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逐渐消失, 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实现了深度整合 , “未来的制造业都将会是服务业, 未来的服务业也必须是新型制造业” 。中国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大力推动物联网、 纳米技术、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 促进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和传统制造业的快速融合。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趋势不断加快( 刘斌等, 2016) ,据 WIOD 数据测算, 2014 年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达到了 45%, 接
24、近发达国家水平( 图 3) 。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上、 中、 下游的价值链延伸, 增加服务中间投入品的种类, 降低企业生产管理成本, 提高企业研发与自主创新能力, 扩大营销渠道, 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出口附加值。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就是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 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图 320002014 年部分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趋势注: 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 经作者计算整理所得。8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的过程。制造业服务化依据实现路径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 “制造业投入服务
25、化” , 即服务要素在制造业的全部投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另一种是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 , 即服务产品在制造业的全部产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服务业制造化是指制造要素在服务业投入和产出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人工智能在服务行业的使用。二、中欧班列改变了海运作为国际贸易主通道的格局,逐步形成了海陆贯通的新型国际贸易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 海运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通道。在某种意义上说, 海洋贸易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远洋贸易是获得高额利润最有效的途径。市场相隔越远, 信息越不对称, 产品的差价悬殊就越大, 超额利润会越多。发达国家通过占据海洋运输的主导权进而控制着全球生产网络, 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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