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刘长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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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40卷第3期2016年5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mal of xian昏an Univer8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0140 No3May,2016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刘长庚,张晓鹏(湘潭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摘 要: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
2、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关键词:劳动人口占比;投资率;索洛增长理论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30060一06一、引言过去30年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所导致的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以及不断提高的投资率,为中国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而中国以“高劳动人口占比、低人口抚养比”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这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充
3、足保证。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渐演变为“人口负债”,尽管中国以往以高投资带动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政府一贯推行的赶超战略不无关系,但在这其中劳动力因素也是保证这一发展模式能顺利实施的关键。图1展示了过去近20年间投资率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期间尽管投资率的波动较大,但依旧可清晰看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投资率与劳动人口占比在200l至2014年间具有明显正相关性。而从2014年全球主要国家的投资率比较来看:美国为2l、德国为19、日本为
4、21、巴西为20、印度为32、俄罗斯为20,中国高投资率的显著特征构成了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缘由。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其高投资率背后的劳动力供给因素进行分析。997 1998 1999 2000 200l 2(】02 2003 2f)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 010 201 l 2叭2 2 0l 3 2014年份80。75 荔人70 :;65 些160收稿日期:2015一1208作者简介:刘长庚(1965一),男,湖南益阳人,经济学博士,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鹏(198l一),女,湖南新邵人,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人口红利通常被
5、描述成一种特定的人口结构特征,即当劳动年龄人rI占比较大、抚养比较低时,一个国家将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投资率,进而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保证。 数据来源:hclp:dataworldbankorindicatorNEGDl-TOTL zs(世界银行官网)。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60万方数据二、文献述评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储蓄率有何影响的问题。然而由于传统解释过分强调人口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以至于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人口结构对投资率的影响。日g画瑚血蒯阢2f如脚。凡(1997)指出投资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增长。具体而言,少年抚养负担更多地抑制储蓄,老年赡养负
6、担更多地抑制投资。而投资率与少年人口比重紧密相连,因为少年人口变化预示着未来的劳动力增长u261293。Gr0删n等人(2005)认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高了现有劳动力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这有助于促进入力资本深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2“3。曰幻om o甜如ce易仉(2009)则持相反意见,其认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原因是尽管老龄化有助于提高劳均资本积累,但若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储蓄率的降低将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_H5“。y(2000)以中国为例,指出尽管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其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但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5”o。胁以鲋。凡i o蒯(200
7、4)针对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现象,指出政府在人口政策方面的干预,使中国人口结构在较短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动,而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对其储蓄率、投资率的影响更为强烈Jl”“”。舶砌玩(20lO)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使其之前的高储蓄所带来的资本红利面临终结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改善“储蓄一投资”转化率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有助于弱化劳动力减少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冲击。6m55。殷剑峰(2012)指出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而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部分高储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高投资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7”“
8、7。但从现有文献搜集来看,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如蔡防(2004)指出物质资本高积累与低抚养比所体现的人口红利,在劳动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资本形成率高。8f2一。姚洋、余森杰(2009)也认为中国低人口抚养比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并且低人口抚养比还会使投资率更高、资本积累更快p“3。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是中国20余年来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其中长期的高投资率是与长期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互为因果的必然现象0J4“5。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与资本、土地相比更为丰裕,因此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形成的资本积累极大地强化了中
9、国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1川”。蔡防(2012)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较快,并且老龄化程度尚未变得足够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仍可以保持较高的投资率。1 2J”195。但随着非劳动人口占比的不断提高,无论从基本的经验关系还是理论预期来看,中国的投资率都会出现其趋势水平下降的过程(陆呖、蔡防,2013)3】”一。上述研究为劳动力供给与投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绘制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框架:一是高投资率不能脱离劳动力充足供给的中国国情;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动共进性,这给本文写作以很大启发。然而目前的研究较少从劳动人口占比的视角对中国投资率问题进行阐释,本文
10、以期通过数量化分析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对策建议。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模型构建综合两大部类分类法,假定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城乡两部门构成,城镇部门用“M”表示,农业部门用“r”表示,两部门的产出分别以“匕”和“yr”表示。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障碍,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劳动力生产率存在差异,并以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形式加以体现(锄蠡,1954)“】妇9“91,用“铂”表示工资,即训。叫,城镇的高收入预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足够的“拉力”。接下来对传统的索洛增长模型(So一挑驴州脚如z)做进一步扩展58。6,使其能够分析劳动力供给、储蓄和资本积累(
11、投资率)之间的关系酬”。1”。假定两部门的生产函数y=F(KA)严格正则拟凹,且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K、L和A分别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水平,令K+K=K,+。=,A。4,。通过对匕=F(K,A。L。)采用密集形式,可进一步得到:y。=,J。=。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量为:y。=八。)。要素价格滟最一=羞,”簧,rr=装。叫和,分别表示工资和利率水平,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两部门要素价格将趋于一致,即加。=叫,r。=r,。城镇部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实际投资为承缸。),而弥补折旧所需的投资量为黜,转移劳动力所需资本为田,技术进步率为g,则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J|。=以。)一6+g+
12、田。稳态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为: 垒一上一!f 1、y。 ,(。) 艿+g+叼、1 7由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两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差异(乃出r0口蒯sm触,2011)”1。355,而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在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对城镇部门工资水平带来影响。在此以妒=1一二刻画部门间工资的差异,若q一吼,则妒一O。同时以(妒|】。)表示资本形成,将部门间的工资差异视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实际投资向城镇资本所有者转移的份额,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J|。=s+,l妒)坍后。)一【6+g+叼。新的稳态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为: 笠一土一!垒f翌2,、匕一以_|。)一6+g+7 、7在“
13、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关系格局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自然倾向于后者,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进一61万方数据步拉大了二者的差距。在此(妒)的含义与s基本一致,相当于资本积累(储蓄率)。接下来将表示总人口数量,口r r表示为非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则:p=半。L为简化分析,将非劳动人口占比视作一次总付税(即征收数量固定的税),由于税收征管力量在农村地区薄弱,因此假定税额全部由城镇部门来承担。将城镇部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实际投资中用于非劳动人口的部分记作3一g(p)八。),其中等o。这意味着随着非劳动人口占比。口的上升,使得劳动力所要承担的税负加重。此时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记作:。=s+(
14、妒)一g(p)八|。)一6+g+可_|。稳态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为:垒一生一!垒(翌2二墨(旦2 ,3、L 以。) 占+g+叼、。7以上分析可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较高的非劳动人口占比(p)也将降低资本产出比,降低投资率,进而从理论层面较为完整地阐释了“劳动力供给一资本积累(储蓄率)一投资率”的传导机制。(二)指标及变量选取上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劳动人口占比与投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究竟在数据上是否支持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其高投资率的论证?为此,我们将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相关指标及变量选取如下:被解释变量: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用“im”表示。解释变量:劳动人口占比(
15、如60r)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删)。拯60r表示成年人(1564岁)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而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腭硎,)尽管有助于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提供保障,但也会降低居民储蓄,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投资率的影响需要加以验证。控制变量:第一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如口凡)来度量。依靠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对以往依靠资本密集型投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进行调整,从而有助于改善中国高投资倾向。第二是政府干预程度(删),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与GDP的比值”来度量。在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增长为政绩观的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主体的身份
16、出现,因此有理由相信政府干预行为对投资率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是对外开放度(哕n),以“进出口总额(经汇率换算为等价人民币)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中国长期将出口视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核心支柱,对外开放也能对资本配置进行调节,进而影响投资率。第四是经济增长率(曾例),高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投资率上升,同时也有助于加快资本流动,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进而提高投资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可比较性,本文所用指标均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而个别省份在某些年度的少量缺失数据,62根据其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进行补充。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基本低于o6,且方差膨大因
17、子(F)均小于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表l变量描述性统计四、实证分析(一)线性回归结果分析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所考察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均十分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劳动人口占比(f60r)系数一致为正,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过去十余年问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其高投资率提供了保证。人口自然增长率(删)与投资率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了居民储蓄,因此不利于资本积累。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如第三产业(d曲。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依靠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发展有助于对以往的依靠资本密集
18、型投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进行变革,从而降低了投资率;政府干预程度(g伽)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干预程度(删)的增强会显著提高投资率,可能的原因是政府支出往往伴随着大量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投资出现了显著上升;对外开放度(畔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增加经常项目盈余(“储蓄一投资”的净额)的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引进对国内投资率产生了替代,这也与我们的经济直觉相符合;经济增长率(俐)的估计系数基本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稳健性检验。采用GMM方法建立动态模型:第一,中国高投资率在经济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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