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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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文天地王五一明清两朝之亡皆与银祸有关,区别在于,明朝之亡,病根虽是银祸,但症状却是天灾、外患、流寇,故而时人并未直接感到银祸之痛,并不知道究竟为何而亡;而清朝灭亡之前的银祸,则是让人撕心裂肺地感觉到了的。_周展安工农兵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学习哲学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学习哲学,包括会使用哲学,包括“人人都成为哲学家”,都不是目的,做新世界的主人,这才是目的。而要做新世界的主人,最终要诉诸的不是一般的对于某项知识的克服比如对于哲学的克服,而是一场在各个领域展开的革命。口96万方数据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术王五一内容提要多灾多难的晚清中国,在诸多“显灾”之外,复有一大“隐灾”银灾。巨额外债、银价下
2、跌、世界金本位制潮流,三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以银钱还金债的中国“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的危机。清末朝野人士因之发起了一场延宕二十年的,以弃银就金为主旨的货币本位制改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既是一场改革图存运动,也是一场货币知识的学习运动。关键词金本位制 白银银价晚清币制一、引言有学者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王朝灭亡,中国因各种缘由共举欠外债计208笔,13亿两白银。另有研究估计,经过近三百年的白银流入,至1825年,中国的白银存量约为1l亿两白银。如此,两个数字相比较,大致可以说晚清之中国当处于“银不抵债”的状态。况且,这13亿两白银,仅是债本,若加上利息,实际债负势恐翻番,如庚子赔款,债本
3、为45亿两库平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连本带息翻了一番有余而达至98亿两。区区1l亿两白银存量,仅马关、庚子两项赔款,连本带息,就可将其尽数囊括而去。况且,对晚清之外债灾难的理解,即使把本息都算进来,也不够全面,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攸关生死的附加因素:银价下跌。康有为在其金主币救国议一书中论日:“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况银矿尚日出不已,则金价更日涨不已。昔各国未尽改金钱,二十年间,王五一: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wangwuyi,Centre of SinoWestemCultural Studies,Macao Pol”echnic Institute)木本文是澳门理工学院研究资助项目
4、“郑观应财经思想研究”(项目编号:RPOTHER一022014)的阶段性成果。口97万方数据201701 开 放 时 代可以由十余换涨至四十余换,今万国尽改,只余吾中国未改,后此万国同来挤迫,又适银产之多而价落,则金价骤涨至五十余换,乃意中事,而非异事耳!吾国公卿皆蔽于目睫所见,大小不知万货之情,乃至金价骤涨至五六十换时,昔之纳息五六千万者,至是且须万万矣。昔之十万万者,至是溢至十五六万万矣。竭一国之岁人,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产而自亡f,康氏此段,将清末中国面临之“银祸”的历史线索和逻辑原理,做了一个较全面的概括,梳理之下,可得出以下三个要点:第一,“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美洲的白银开发
5、,16世纪自墨西哥始,间有兴衰,已历三百年,19世纪中期又在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康斯托克矿,世界银产量因之骤增,“19世纪最后25年内白银年产量是前75年平均产量的4倍,达到近12亿盎司。”银产增则银价跌,自然之理。第二,“万国尽改金钱”。19世纪是金本位世纪,自1816年英国首行金本位制,到世纪末时,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实行了金本位制。促使各国俱行金本位的原始动因是银价下跌,而金本位浪潮又会进一步加剧银价的跌势,二者互为因果,形成银价持续下跌的正反馈机制。第三,“万国同来挤迫”。列强诸国俱行金本位制而“只余吾中国未改”,导致了“万国同来挤迫”的局面:首先,银价下跌,中国手里的白银缩水,欲赶世界
6、金本位潮流的末班车,购金更贵,集金更难。其次,列国尽改金本位,国际支付遂成人皆用金我独用银之结构。人皆用金,与之交易我须付之以金;我独用银,人可付银于我。结果,中国贫金而外流,“外银无用而倒入”,“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最后,中国的债主国俱行金本位,则中国积欠的许多外债须以金还,则中国必须以越来越贱的白银到世界市场上购买越来越贵的黄金。如此金债银还,“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亡而自亡f。金贵银贱,害深祸重,康有为以亡国警之。当时就银祸说类似毒话的,并非康氏一人,康有为说“腊枯而死”,梁启超说“凋疗以毙”,郑观应说“膏血即竭”。面对严峻局面,朝野的有识之士们实在坐不住了,旨
7、在为中国的货币困境寻求出路的币制改革的大讨论,遂于甲午之后启动起来。二、官商学热议币制“世界银价下落,给予中国公私经济的刺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虽已开始萌芽,但还不觉得十分厉害,到甲午战争以后,接着八国联军采取极端野蛮的赔款方式,表现出非常尖锐。清朝人士才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采用的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咄咄逼人的。因而中国似乎也不得不放弃银本位而进到更高一级的金本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895年,即签署马关条约那一年,中国思想界开始热议币制,启动此一热议的直接历史动因当然就是甲午战败和马关赔款的铁血事实。口98万方数据“改革币制建议最早者当推顺天府府尹胡炳菜”,他在变法自强折中请求朝廷,
8、于各省通商口岸设局,自铸金银铜标准货币。著名经济学家陈炽,在1895年发表通用金镑说一文,倡议中国开金矿铸金币,为金本位制的实行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有过出洋经历的川籍官员宋育仁,也于该年撰文,介绍了西方的金币制度的优势,认为“以磅易磅,彼无从取衰,以磅易银,彼不能厄价”,主张中国应“铸金币与之等重”。他强调说,“有金币之国,则日富而制人,无金币之国,则日贫而受制。铸金钱为制外第一义”。中国自古未铸金币,甲午翌年的这些议论当为首倡。1897年,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更上书请仿造金银钱折,要求按英镑和先令的成色与重量标准铸造中国自己的“英镑”和“先令”。郑观应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版的盛世危言
9、八卷本中,专增了“圜法”一篇,以此参加了币制大讨论:“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而“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郑氏因而提出“若不择善而从,预为筹画,一旦巨款亏耗,元气暗伤,较之兵戎之祸,有过无不及焉。”“择善而从”,“预为筹画”,郑氏在此尚未明确提出金本位制的方案,但字里行间已透出了弃银就金的心仪主旨。综观甲午后庚子前这一轮的币制讨论,大家都理解到了世界银价的日益下跌给中国造成的严峻压力,都认识到了世界的金本位制潮流对银价下跌的推波助澜作用,都意识到中国应当在铸造金币方面有所考
10、虑了,都开始发声把国家货币体系朝着以金为本的方向推,但是,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金本位制设计。其中的许多见解,以今天的眼界来看,不免失之粗略与浮浅,“资本主义的本位制度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崭新的问题,难怪有些人发出很奇怪的议论,如杨宜治之流,主张铸造英镑和先令。”新世纪伊始,历史给中华民族又降下了另一个大灾难庚子赔款。这个刺激较之马关赔款倍加强烈:其不但赔款数额巨大,且条约中明确写明,将来连本带息须以金还。银价下跌,庚子之后更甚;外债负担,庚子之后更巨;财政拮据,庚子之后更难;货币困境,庚子之后更蹙。如货币学家彭信威所言,“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几万万两的赔款要折成金币偿付,银价
11、越下跌,中国的负担越重,非设法稳定本国货币的对外汇价不可。因此才有各种具体办法提出来。”庚子后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就币制改革琢磨“具体办法”,由此启动了新世纪第二轮的币制大讨论。最早的具体办法是驻俄公使胡维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给朝廷的上疏中提出来的:“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价值,必须全国一律,随处通告,方能利用于民间,取信于外国,而驱驾乎用金之邦,汇兑不致受亏,交流亦易措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财政处提调江苏候补道刘世衍条陈:“制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以值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
12、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民间代表金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亦不设以限制。其余自五钱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刘氏的“具体办法”更口99人文天地 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万方数据20171 开 放 时 代为具体一些,而且,他第一次区分了本位币与辅币的关系。杨端六说,“清政府对于主辅币的观念,到1907年才弄明白。”此说可能与刘世衍的这个条陈有关。20世纪初第二阶段的讨论,较之19世纪末第一阶段的讨论,有三个新特点:第一,参加讨论的人物,阵容上上了一个档次,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当时的一流思想家提枪上阵,加入了讨论,其中还有外国
13、人。第二,开始有了大部头的学术论著,如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梁启超的中国货币问题、币制条议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货币问题的学术研究已大大深入。第三,讨论中开始提出了“实金本位制”、“虚金本位制”、“银元本位制”等不同的具体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大呼吁,则第二阶段就是大辩论。三、精琪“十七条”第二阶段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竞可以说是由洋人启动起来的。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币制困境进一步深化,债主们自然也掌握着底牌既然中国人急于改革币制,曷不就此插上一手。于是,其代表人物,如美国人精琪(JwJenks)和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等,以帮中国出谋划策改良求善的姿态,
14、加入了中国的货币本位制大讨论。洋人之发言权,除了源于一些人在观念上将币制问题看作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以为洋人比中国人内行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币制问题实际上已不是一个纯国内问题,而是一件需要与洋人“商量”的“外事”。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中国的币制改革,作为洋人向中国提出的条件,写入了1902年的中英商约、1903年的中美商约和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商约和1906年中德商约之中。货币改革这才算是正式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这些“商约”中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内容,在行文上基本雷同,兹摘出中美商约中的相关内容以为范例:“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
15、币。将来中美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一切用款。惟彼此商明,凡纳关税,仍以关平核算为准。”芜杂紊乱的货币体系,对中国自身是个坏事,对于来中国啖肉吮血的列强也大有不便,于是整理统一中国的货币制度,狼与羊找到了一个“互利共赢”的契合点。以这些条约为依据,或者说,为“帮助”清政府落实这些条约,美国国会于1903年成立了被杨端六称为“阴险组织”的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mational Exchange),以精琪等三人为委员。精琪的公开使命是到中国帮着清政府搞货币改革。来中国之前,他先到欧洲转了一圈,同各个“与中国利益相关国”(债主国)的政府交换意见,商量中
16、国的币制改革,然后经日本、菲律宾,于1904年年初到中国。到中国伊始,即抛出了其在欧洲与列国商谈时拟就的中国新圜法条议和中国新圜法诠解,以此为蓝本,与中国官员会谈,鼓动着中国政府接受他的方案,即著名的“精琪方案”。口100万方数据精琪方案共有十七条,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要点:第一,指定一定量的纯金为单位货币和本位标准,其标准金单位的价值大约略高于一两白银或一枚墨西哥银元。第二,中国自铸银币,流通本国。所铸之银币大小约照墨西哥银元,按32换的金银比价确定每枚银元的本位金价。第三,举借一笔外债,存入伦敦或其他欧美大银行,作为币制改革的基金,中国通过买卖金银汇票的公开市场业务,来维持32换的金银比
17、价。第四,为建立币制改革基金所借的这笔外债,应当以各债主国所认可的“财源作抵”。第五,雇一名欧美人士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在精琪方案中,本位货币是黄金,但国内市场上不用金币而以银币代之;要使银能够代金,须使银与金挂钩,从而使人相信银就是金。精琪用两个办法来实现此一挂钩:一是国家的“法力”,法定32换的比价;二是市场的经济力,万元银币以上即可向司泉官衙门按32换的比例购买金汇票。这个设计基本上算是一个地道的“虚金本位制”,也叫“金汇兑本位制”。显然,精琪的整个思路根本就不是围绕着解决中国货币的核心问题银价下跌展开的,更没有正面地为解决这个问题想办法。并且,靠着公开市场的汇票买卖,既不能稳定
18、汇价,更无法保持金本位基金的存量。法定三十二换,基本上就是当时的市场价,还高估了两三换(1904年的市场价是357换)。这意味着,该体制一上手,就有两三换的套利机会摆在那里,汇票市场就面临压力。如果再跌呢?实际上四年以后到康有为发表金主币救国议时,就真的已经跌到了四十多换。三十二换与四十换之间,如此巨大的套利机会,金融投机商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四十换的价格收购白银,然后到中国来以略高于三十二换的价格收购银币,再到司泉官衙门以三十二换的价格购买金汇票什么样的汇票市场能撑得住?白银市价的行情本是由整个世界市场来决定的,中国一家的汇票市场怎么可能扛得起整个世界市场的压力而独独把自己的银价钉在三十二换上
19、呢?精琪方案中黄金与白银的关系,很像后世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与美元的关系。战后之美国以当时全世界黄金储量三分之二的实力,尚且都扛不住美元下跌的压力而最终不得不宣告体系崩溃,而根据精琪方案,中国那点可怜的“金本位基金”根本就是向外国人借的,它怎么可能经得起世界市场大行大市的折腾呢?更坑人的是,方案中还有一条(十七条中的第十条,上述归纳之五点中的第四点),“为设立新圜法,须置备适当支兑之汇款,所需不资,若政府不能猝备,可以借外债充之,惟应指定一财源作抵。其财源应敷支付利息及偿还资本之用。至管理此财源之法,须令各国之有关系于此事者咸表同情。”意思是说,如果金汇票卖多了,起初向外国人借来打底儿的币制改
20、革基金发生流失而不够用了,中国还可以向外国人再借,只是需“指定一财源作抵”。一个逻辑黑洞就此形成:金本位制基金(初始借款)到位一虚金本位制上马银价继续下跌一套汇压力加大一汇票市场运作一金本位基金流失一再借款一再口101人文天地 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万方数据2017,01 开 放 时 代抵押银价再跌一再流失一再借款一再抵押通过此一机制的循环往复,直到把中国大地上所有有点抵押价值的“财源”尽皆吸入这个黑洞!还有更毒的,上述归纳中的最后一点,第五点(精琪十七条中的第三条),“中国办理此事,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这位洋司泉官有哪些权力呢?第一,人事权。“该司泉官有权辟用帮办数人,管理制钱
21、局及别项事务为司泉官所指派者。”第二,对外信息披露权。“司泉官每月刊造详细报告书,申明钱币情形。凡消流(amountsin circulation)借贷及外国信用汇票等项若干,皆备载之(原注云,此账目并非中国政府之账目引者注)。凡各国之以赔款事与中国有交涉者,准其派代表人,遇适当时,许以查看,且有条陈献替之权。凡此皆为使新币制昭信于各国起见。”第三,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权。为维持圜法改革基金的平衡及汇价稳定而进行的金银汇票之买卖,“此等汇兑归司泉官专理”。第四,对清政府的监督权。司泉官理论上是清政府的雇员,但却拥有代表外国政府、代表各“有关系于此事者”对清政府实施财务监督的权力,第五,定价权。“倘
22、汇票出售日多,所存金款渐乏,准由政府所派驻外洋代理人收买银汇票,吸回金币,以补其缺,其价目由司泉官临时定夺。”这意味着,洋司泉官可以拿着中国的银子,以在世界市场上为中国购买黄金为名,五十换六十换地大慷中国之慨。第六,中国国内金融控制权。“应设法颁定银行律,准由国立银行或别种相当之银行发行钞票,与通宝同价并用,统归司泉官监督。”“为推广新币起见,使其流通各省,愈速愈妙,应由司泉官托各省地方官吏或票庄钱庄及可信之商家代为经理此事。”第七,中国财政控制权。“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有权为中国提议整顿财政”。“提议”本不需“有权”,而六十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已经证明,洋人的“提议”对清政府往往就是命令,故需有
23、言在先。总观精琪方案,这可不是在帮助中国解决货币难题,不是在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出谋划策,也没有一点互利共赢的影子这是要趁火打劫,趁着中国的外债危机和币制危机,把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一把抓到手!十几年后的1917年10月,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在给中国政府照会中提出,美国保留对中国币制借款合同的权利和利益,“1903年和1910年中国政府直接向美国政府而非向任何个人提出的币制改革借款的要求,为美国政府造成了对这一计划的利益,因而,关于中国政府实现这一计划而拟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考虑到美国。这项利益,美国政府从来未放弃。”精琪撺掇着中国搞虚金本位制改革,撺掇着中国因此而向美国进行“币制改革借款”,目的原
24、来在此!其实,即使撇开洋司泉官一条,即使司泉官由中国人担任,虚金本位制对中国也是害多益少。虚金制实际上是由殖民制度衍生出来的,是殖民地国家依附于其宗主国的口102万方数据一种货币制度。“当时施行虚金本位制的国家如印度、暹罗、菲律宾等皆为殖民地国家,实际都走上了外贸对象国单一,本国通过举借外债成立信用基金作为货币改革保障的共同道路。”中国若实行虚金本位制,必然会进一步加深自己的殖民地化。所以,这个方案当然地遭到了当时中国主流思想界的反对。“精琪十七条”一出世,刘世衍就在其“银价驳议”中质问:“试问美政府何爱于中国,乃以代办使臣一纸之书,遂不惜开议会劳大臣如此?是果为美国政府文明之施乎?抑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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