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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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ur short words sum up what has lifted most successful individuals above the crowd: a little bit more.-author-date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标签:标题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摧残,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中国业的发展亦非常缓慢。到1897年才出现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终清朝一世,中国银行业尚处在幼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给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银行业在与政府结缘、投机公债的特殊条
2、件下发展起来。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民族业衰败之中,近代银行业则仍然靠公债、地产而畸形发展,投资工矿事业者实微不足道。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银行业逐步向商业银行发展,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控制全国体系,并施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震荡。本文试就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寻求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一、近代银行业与中国工业化银行业的发展是推动近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之一。筹集巨额资本以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自办新式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
3、来看,近代银行业建立伊始便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它同产业的关系不密切,却和政府结下不解之缘,银行业资本不是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促进投机业务的盛行。中国近代银业始终未能完成动员和组织全国资金以供工业投资,促进起飞的任务。为什么中国近代银行业未能积极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完成?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和现实情况。1.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中国银行业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银行业的资本积累的缓慢和不充分,使得银行界没有雄厚的资力去扶植近代产业的发展。中国近代金融业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有所发展,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张,原来经营汇兑和融通商业资金的票号和钱庄也扩大了营业范围,它们通过为封建官府服务或为外国在华
4、洋行推销、采购商品,发展了自己的实力,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外国银行在华经营多年,更获取了高额利润,资本积累十分迅速,但票号、钱庄、外国银行的历史代替不了中国新式银行的历史。由于其内在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票号和钱庄始终没能发展为新式银行。它们所积累的资金也未能转化为银行资本去为产业发展服务,而是转为消费资金挥霍掉了。这就是说,票号和钱庄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获取许多社会财富,却没有为中国新式银行的建立奠定任何基础,中国新式银行业建立之初,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问题。在建立新式银行的问题上,清政府顾虑重重,迟疑不决,亦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发育缓慢,原始积累不
5、充分的重要原因。在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的金融信用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外国银行纷纷来华设立分行,很快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吸收国人大量存款,非法在中国发行纸币;通过对钱庄的信贷,控制中国的主要信用机构。面对金融制度的危机,许多人建议学习西方,建立近代银行,以改造传统信用制度。清政府却置若罔闻,听任外国银行自由发展,在华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对外国商人和一些政府官员自办银行的意见则一压再压,甚至对盛宣怀准备办银行一事亦满腹疑虑(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 致使中国人自办银行的事业长期议而不行。在1
6、897年以前,中国在建立近代银行制度方面几乎一事无成,丢失了整整半个世纪资本积累的时间,使18451897年这段时间反成为外国在华银行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亦限制了中国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在鸦片战争以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中,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内客观地刺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初步发展,一方面却又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形态阻挠中国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国内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更是压迫备至,极力摧残。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候,中国产业的发展仍极为落后,能够投资银行的当
7、时只有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官督商办企业,这两家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际是官僚投资居多;通商银行的商股中亦有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分别投资10万两和5 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10页。),纯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极其稀少。 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银行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亦很少,许多企业很少赢利,几无游资存入银行。由于没有得到近代企业资本的强有力挹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原始积累过程十分缓慢。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资力薄弱,有限的资金又转投于政府,新式银行业也就无力对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近代银行业资金的运用,
8、大致分为放款与投资两途,而抗战前银行业所谓投资,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公债投资和地产投资,于近代工业发展有害无利;只有放款一项,银行业资金才可能转到工业建设上。以抗战前的1934年、1935年和1936年为例,这三年全国银行业放款总额平均每年约为31亿元,而银行平均资产总额为57亿元(注: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黎明书局1947年出版,第116117页。),放款占银行全部资产的54,放款的最大主顾仍是政府,工业放款仅占放款总额的12左右,银行业对于工业投资额还不及资产总额的7(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3页。)。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新式工厂仍然依赖钱
9、庄的贷款。2、中国近代银行业起步较晚和近代产业发展的幼稚, 导致了中国新式银行业从兴起到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银行业需要同产业挂钩,扶植近代企业的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企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赢利微弱,银行向企业投资需要承担风险,一时很难获得收益,银行业在向企业贷款上自然裹足不前,其自身也就无从取得大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业要谋求发展,只好结缘于政府,为政府财政服务,通过投资公债而获取巨大的利润。结果,银行业非但没有扶助近代产业的发展,反而把社会上大量原可供工业投资的资本转给政府用于军事,破坏了近代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这样银行业的发展非但无裨于近代产业的发展,反
10、而有碍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1925年,纺纱业巨子聂其琨先生在其所著的吾国纺织业与日本之比较一文中沉痛地指出:“日厂在彼国银行用款,只付年利六七厘子金若我国金融界,适得其反,当民国八九年间,纱厂获利之时,银行钱庄,莫不以纱厂往来为得,且计息亦较轻。至近三年来,纱厂损耗愈巨,而金融界之逼迫亦愈紧,向之凭信用往来者,今则以厂基货物作押矣;向之月息八九厘者,今则加至一分以上矣;其自命眼光远到者,对于吾业放款,迳行拒绝,若稍肯通融者,则一方吸取重利,一方尚以维持实业之美名自居”(注: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10号,第7页。)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国内战乱频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丧失,市面萧条,产品无法
11、脱售。民族工业内困于资本人才的匮乏,外遭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比从前发扬光大,而是日趋衰微。如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固已不胜外资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而日趋危殆,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亦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注:中国银行二十一年度营业报告书,二十一年度之工业,第4952页。)银行家为自身利益所限制,实不愿冒风险将宝贵的资金断送在脆弱的民族工业之手。从总的情况看,在中国民族工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得到中国银行业帮助的很少。中国银行自1928年改组后,以“增加工商业放款,以辅助生产事业不发达”为己
12、任,但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政府机关放款仍占,商业放款占,工业放款只占。(注:中国银行二十一年度报告书。)在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银行是政府特许的一个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货物抵押及其它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亦仅“约占总额百分之九”(注:交通银行二十一年度报告书,第10页。)。这两家业务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大银行的工业放款竟如此稀少。为求自身资本扩充,中国银行业对工商业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忍受。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
13、于售厂之一法。”(注:陈铭勋:经济改造中之中国工业问题,第30页。)1933年4 月华商纱厂减工时,穆藕初先生也以“银行利息过昂”为纱业衰败之一大“远因”(注:天津庸报,1933年4月30日,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页。)。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太平洋战争后的,1936年在华的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放款占47,外汇占11,有价证券占28,动产及不动产占7,现金及准备金占7。(注:见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在放款中,绝大多数放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率较中国银行业放给华商企业的为低,这就使外国企业大大增强了与华资企业竞争的力量。由于中国银行业要
14、谋求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赢利为目的,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资本,大部分用于推销洋货,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国商品的输入,而不便于丝茶等土产的经营。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自身赢得厚利,却是在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的膨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害无利。3.本世纪2030年代,尽管一些有远见的银行家开始注意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开始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危机中受困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扶助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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