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_由_单独二孩_引发的思考_徐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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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年第 6 期 人 口 与 经 济 No 6, 2014 ( 总第 207 期) POPULATION ECONOMICS ( Tot No 207 ) 计划生育理论与实践 我 国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的反 思 与 展 望 由 “单 独 二孩 ” 引 发 的 思考 ( 徐 俊 , 230036)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 合肥 摘 要 :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已整整一代人了,政策施行虽然取得了控制和减缓人口增 , 。 , 长的效果 但也付出了极高的社会代价 理性反思和科学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 , 不 仅关系到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 。 更
2、是深化认识人口及其与经 , 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 鉴于政策长期执行带来的重大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 研究认 为, “单独二孩 ”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 “人口是负担 ” 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 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 关键词: 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问题; 反思; “单独二孩 ”政策; 展望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 2014) 06 0109 10 DOI: 10. 3969 / j. issn. 1000 4149. 2014. 06. 011 eflection and Pro
3、spect of 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inking from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XU Jun ( Schoo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s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a whole generation,
4、 which produces not only the effect of controlling and slowing down population growth, but also a very high social cost Scientific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gain and loss of the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not only involves how to tre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terest appeal of the birth controll
5、ing stakeholders, but also is a realistic need to deepen the cognition of the law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iven the big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 which arises from long-running policies, the paper insists that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
6、ther is an only child”can be only used as a short transition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收稿日期: 2014 05 22; 修订日期: 2014 07 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社会保障问题抽样调查研究 ”( 10CSH051) ; 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 目 “新形势下农民双重分 化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研究 ” ( 12BGL077) 。 作者简介: 徐俊,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
7、教授,硕士生导师。 109 人口与经济 2014 年第 6 期 concept of population-be-burden and let go two births as soon as possible, advocate moderate ferti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population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
8、olicy; the population problem; reflection; the policy of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prospect 2013 年 11 月 15 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 1 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意义非凡。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 ”。这是我国进入 2
9、1 世纪 40 多年来,在取得生育率 下降、人口转变、减少人口增长等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 “未富先老 ”、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 等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风险提醒着我们,该是系统反思和深度调整这一公 共政策的时候了 。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 1980 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社会各界从未停止过对计 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如何判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 政策及评价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导 向和利益诉求? 我们能否止步于 “单独二孩 ” 的政策调整 ? 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前景是什么? 本文 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尝试厘清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希冀助推我国
10、 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 一 、 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纷争与得失之辩 1 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理论纷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研究者类似经验交流的文章 。 当时 , 人口学尚未 恢复重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界着重阐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实效性。 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 以 下简称 公开信) ,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实施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 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计划生
11、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工 作中的 实际困难等论题受到重视。并且,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规模的增大,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 心理和人格发展等成长问题。但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力宣传 “只生一 个好 ”,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没有质疑,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尚在生成之中。进入 90 年代,随着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国内少数人口学者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 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的弊端,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提出 “少生不是 一切 ”,认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 “人口论 ”,也要重视 “人手论 ”。中国需要一种 在持
12、续发展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 “大人口观 ” 。首次提出如何 认识生育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与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与现代化关 系的深入探讨,认为不能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简单化为生育问题; 在理论上批 驳了 “人口多 ” 是 “人口负担 ”的代名词、人口多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人口增长率越低经济 增长率越高等错误观点 。 进入新世纪,各种人口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首先是 2000 年 “五普 ”数据的公布, 1. 22 的总和生 育率震惊了全社会,人口学界更是无法相信如此超低的生育水平。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执行严 110
13、2 3 4 5 徐 俊: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 望 6 格的生育政策,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 8 “ ” , 1. 18, 1. 5 。 。 2010 年 六普 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 只有 , 人口统计专家再次将其修正为 。 左右 总和生育 , 率历来被视为判断人口转变的核心参数 这正是人口学界争论不休的要害所在 近十年来 人口学家 围绕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辩,直到最近几年才形成我国生育水平处于 1. 5 1. 8 之间的共识 。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统计部门、计划生育 部门、卫生及教育部门乃至学术
14、团体在抽样方法和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彼此间测算的生育率差 距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社会流动 加剧,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和漏报,但是最近两次的人口普查 数据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 。因为相比于普查,抽样调查同样 存在瞒报和漏报现象,而且抽样规模越小、抽样随机性越差、调查组织越不规范,所得到的数据越不 准确、越不靠谱。 除生育率焦点之争外,与其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也受到高度重视和热议,比如人口转变、人口安 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均衡发展、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等方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 2007 年国内 300 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在其推出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中作
15、出了 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规 划和预测,其中部分结论和观点遭到质疑,比如认为 “总和生育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5. 8 下降到 目前的 1. 8,少生了 4 亿多人; 我国人口在未来 30 年还将净增 2 亿左右,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 30 年应保持在 1. 8 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 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等等 。从这份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不难看出,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规划的智库们,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依然忧心忡忡。不过,人们似乎没有看 到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 快速的变化。 “六普 ”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均人口 3. 10
16、 人,比 “五普 ”3. 44 人减少 0. 34 人,家庭 小型化更加明显,家庭脆弱性进一步增强; 总性别比虽然由 “五普 ”的 106. 74 下降为 105. 20,但新 生儿性别比自 1990 年代初以来仍在高位运行,达到 117. 96; 0 14 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 16. 6% , 比 “五普 ” 时下降 6. 3 个百分点,减少了 27. 5% ,降幅之大令人吃惊; 而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13. 3% ,比 “五普 ”时上升了 2. 9 个百分点,增加了 28. 4% 。并且,中国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快速 老龄化、高龄化时期 。最新数据显示, 2013 年我国 60 岁
17、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 2 亿,占到总人口的 14. 9% ; 80 岁及以上老人超过 2300 万,空巢老人达到 1 亿 。可见,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及其衍生的养 老保障、婚姻挤压等棘手问题 。无疑,少子女老龄化和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给我国人口发展 及 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留下了长期隐患。 在诸多问题论争中,有关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问题备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出 台的核心理论依据就是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不利于经济社会 的持续发展 ”。反对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
18、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 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取决于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 两种资源,特别要充分利用人力和人才资源。以本国资源环境 “硬约束 ” 来设计所谓的 “适度人口 ” 规模进而严格 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 “作茧自缚 ”、 “削足适履 ”。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归 咎于人多,而主要是缘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 GDP 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 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另外,对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马寅初的 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历史回顾,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
19、人们对人口发 展规律的认识。研究者指出,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比较正常,和其他国家 111 7 8 9 10 11 12 13 14 人口与经济 2014 年第 6 期 15 大体相当,即使不错批马老先生,也会多生所谓的3 亿人 , , 。况且,当时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和出台 。 计划生育政策 只不过因为党的指导路线发生了严重偏向 , 干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 在最近 、 几年的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讨论中 学术界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 资 源环境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系统的有机组成,它们相辅相成, 不能顾此失彼; 并且将人
20、口发展置于更大的自然、社会系统中考量,力求探寻人口与经济 社会、资源 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 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之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经过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两次人口转变,成为现代型人口国家。但 我国是唯一通过严厉的人口控制实现第 二次人口快速 转变的国家,我们用了 1 /3 世纪 的时间便从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 ” 的传统型转变为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的 现代型,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这种急刹车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带来一 系列消极后果,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 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换言之,我们在
21、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必 将偿还因长期严格人口控制而导致的人口负债。 近些年来,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功绩论者与问题论者你来我往,各 不相让。功绩论者认为,计划生育使我国少生了 4 亿多人,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 1 /3,对国民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1 / 4,节省了 17 万亿抚养费,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 40 年的 人口红利 。有人口学者尖锐地指出,计划生育官员和部分专家夸大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即使 将功劳全部归于独生子女政策 ,也不过少生了 2 亿多人; 如果考虑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条 件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妇女普遍就业和社会地位
22、的提高等因素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 影响, 30 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只少生了 1 亿人左右 。实事求是地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减缓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负面效 应相比,政策的效果显然大打折扣。关于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 人口红利是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抚养比负担轻的人口年龄 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 而非充分条件,基本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基本前提,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是人 口红利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多和低成本,与人口红利本 身无关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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