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比较政治学的新视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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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比较政治学的新视野-评民主与发展:政治制度与各国的福利状况1管理世界,2005,第4期,155 166页何高潮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政治科学系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究竟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促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民主政权还是权威政权?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直接涉及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与合法性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权转型之间,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发展到某个转折点(比如,人均3000美元),政治民主化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直接涉及到对政治发展进程的估计以及政治策
2、略的分析与选择。这些问题,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和 图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是20世纪以来各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最为关注的议题。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引人瞩目。如果说众说纷纭的理论更容易反映不同的政治期望的话,那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不管人们喜欢什么制度、期望发生什么,上述两类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个经验验证的问题:我们需要严格、客观、系统、科学的跨国历史比较研究,一种大型的经验数据分析。那么,就这类问题,学术界目前究竟有什么研究成果?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说法,在事实面前,会得到什么样检验?而以往林林总总的跨国历史比较经验数据分析,又存在着什
3、么致命的弱点?目前学术界最前沿的新方法、新发现,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民主与发展:1950-1990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与福利状况这本学术专著(以下简称为民主与发展),正是以上述这些问题为研究对象。本书的作者,舍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他的三位弟子暨合著者们(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Fernando Limong)历时 8 年, 以世界上135个国家40年的历程为经验材料,系统地梳理了各种理论看法,纠正了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上的个为大家所视而不见的致命陷阱,运用最前沿的统计分析技巧
4、,系统、深入地检验了围绕着上述两类问题的各种理论假设,从而得出系列让人吃惊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直接挑战了许多我们自以为是的看法, 让人们在震动中得到新的启示。, 此书的英文引证资料为: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Fernando Limongi.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5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与以往所有别的
5、分析不同,舍沃尔斯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在经济发展与政权类型之间作回归分析。他们的出发点恰恰是建立在对以往定量研究方法的批判之上, 揭示了在跨国比较研究中,过去被绝大多数学者们所忽略了的个重要因素,即对“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问题的忽略,并发展出套跨国比较研究的新思路:把“反事实推论(counterfactual reasoning)运用到比较研究分析中, 并在如何纠正“选择偏差”影响方面,作出了很有创意的探索。我将在本文中稍后的地方讨论关于“选择偏差”和反事实推论”的界定和意义。在这个基础上, 舍沃尔斯基他们发现,任何企图在经济发展和政权类型之间作简单的因果联系, 都是经不起
6、经验检验的。比如说,他们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导致民主政权的出现, 但民主政权在富裕国家比在贫困国家更容易存在下去;政权类型对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没有影响,不过,只有在威权国家里,政治不稳定性会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还有,由于在权威政治体制下人口的增长比民主政治体制下的人口增长要快,所以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要增长得更快。他们发现,政权类型对人口的影响要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大得多。把政治制度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引入到比较政治学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视野的重大扩展。他们还进步提出,只有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作更为细腻的制度分析,有可能揭示政治制度与各国福利状况之间的联系。此书在比较政治研究的领域中,不论是在方法论
7、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有特别独到的贡献,可以称作这个领域中划时代的力作。其中很多研究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有很强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本文将就此书的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做一个概要的介绍和评论。作者简介本书是亚当舍沃尔斯基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历时八年的研究成果。亚当舍沃尔斯基是国际知名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大师级人物。目前就职于于纽约大学政治学系,并享有卡柔密尔敦政治经济学和民主理论研究讲座教授的头衔(Carroll and Milton Petrie Researc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Dem
8、ocratic Theory) 在止匕之前, 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多年。舍沃尔斯基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他不仅善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去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而且善于利用最前沿的社会统计分析手段,去检验各种理论假设.他关于工人政党与西欧议会政治的分析、关于政治转型的博弈分析、关于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究责与审议机制的分析、以及关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讨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影响极大。舍沃尔斯基教授前后共发表了近百篇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 11部学术著作(包括专著和编著)。舍沃尔斯基领导的研究小组还有其他三位学者,包括麦克艾尔维兹(Michael E.AIvarez),美国帝
9、博大学(DePaul University)政治学系的副教授,耶.安东尼纽. 策佈(JoseAntonio Cheibub),美国耶鲁大学应治学系的副教授,费尔南多.里蒙奇(Fernando Limongi),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副教授。他们都师从舍沃尔斯基教授, 并起合作多年。民主与发展的逻辑结构本书探讨的重点是政治体制类型是否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及其物质生活水平。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有很大的挑战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把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其他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离开。这里的难处在于,这些其他条件,包括了那些会对特定政治体制存亡造成直接影响的因素, 如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不
10、仅要研究政治制度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影响政治制度的存亡。要搞清楚前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后个问题。只有梳理清楚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才能进步搞清楚政治体制类型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把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单独提炼出来,就必须先把影响政治体制存在的条件(如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影响单独提炼出来。这正好是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这个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影响,都要分析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变量之间的“内在性”的问题、“选择偏差”的问题、以及对因果关系假设比较研究的“反事实推论”问题,等等。本书正是沿着这样种逻辑关系展开研究和叙
11、述的,并就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分析出一系列既在“情理之中”、但又在“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究竟是否能决定一个政权的政治体制类型?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经验问题。从直接观察的角度看,在1950年一1990年之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点是(1)贫困的不发达的国家多,富裕发达的国家少;(2)权威政权大都集中在贫苦不发达国家,而民主政权大都集中在富裕发达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权类型之间作一个回归分析,就会得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权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这样的结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
12、,权威政权就会变为民主政权这说法的根据。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文献传统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经验分析,可以说源自马丁.李普 (Seymou Martin Lipset) 1959年在美国政治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 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所发表的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民主政权的些必要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3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李普瑟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有关系的命题。 Seymour Marlin Lipsel.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
13、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 ):69-105.实际上,他的命题包含了两层意思。个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民主政权是否出现的命题,个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民主政权能否持续生存的命题。这两个命题, 实际上蕴涵着两种不同的机制:前者是关于民主起源的机制,后者是关于民主生存的机制。而后人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集中在第一个命题上。李普瑟的论文发表后,对这问题的研究,成了比较政治学中最多人做的研究项目(79页。4 个最流行的方法就是以政治体制的类型为因变量(如把每个时期的现存政治体制类型划分为“
14、民主的”或“权威的”)、以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国民收入)为自变量来做一个相关性回归分析。这种统计分析结果,基本上都会得出经济发展决定政治体制类型的结论,而且还能找到某个转折点,诸如个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或4000美元,在此之后,权威政体就更可能变成民主政体(即政权转型的几率大于0.5)。支撑这种经验分析的理论,就是西方著名的“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理论” 的视野出发去解释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变化的关系,就是所谓“内在化”(endogenous)的解释思路。根据舒瓦尔斯基他们的总结,“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结构逐渐分化和专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把政治结构从其他社会结构中
15、分离出来。现代化会引发系列的因果链条:先是工业化、然后是都市化、教育普及、信息和通信的覆盖、政治结社等等,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变化的积淀,原来的权威政治体制就会转变为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起点是前现代化的权威体制,权威政权的领导人发动了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到一定程度,就引发了民主政权, 从导致了权威体制的终结。这种权威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掘坟墓的历史过程, 也就是是所谓“内在”的民主化过程。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舒瓦尔斯基研究小组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并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首先,他们按照传统的思路,检验了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类型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思路假设了经济发展水平
16、与政治制度类型之间有因果关系。按照这 假设,他们用每个时期观察到的现存政治体制类型做因变量,作为被解释的对象, 并把它二值化为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本文括号中的页数,指民主与发展书中的页数。 ,所谓“内在化”的解释,与我们所熟悉的“内因”的概念不同。它所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与外部原因 相对的内部原因,而是 种自变量与因变量互为因果的关系状况,这种关系状况,使我们不能直接分析检 验关于这两种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不幸的是,历史过程往往都充满了”内在化的关系,以至于舒瓦尔 斯基感叹“内在化是历史的发动机。这意味着对很多历史现象,我们只能做经验上的描述,而不能做因果 关系的经验推论。我将在本文结论部
17、分进步讨论舒瓦尔斯基对这问题的看法。参见Adam Przeworski. 2005. “Is the Scienc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ossible?w In Car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s of Comparative Pol it ics (forthcoming). 关于政权分类,舒瓦尔斯基研究小组定了四条标准:(1)最高行政首长是否选举产生;(2)立法机构是 否选举产生;(3)是否有多于个政党;(4)执政是否有轮换。如果四项指标都是肯定的,就划为“民主 政权”,否则就是“权威
18、政权”。这标准系统,存在个问题;它忽略了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权与非社会 主义的权威政权的区别,把左派权威政权与派权威政权归为一类。这样来,在分析政权类型与社会平 等关系的时候,就缺少了分析的锐利,变得模糊不清了。关于这缺陷,舒瓦尔斯基很淸楚地意识到了。在1950-1990这40年间,他们能找到数据的有135个国家。其中,根据他们的四条划分标准,他们观察到共出现过 108个民主政权,其中55个是议会制、44个是总统制、还有9个是混合制。在总共的1723个民主年度中,其中1085个年度是议会制(63% , 488个年度是总统制(28% , 150个年度是混合制(9%)。7有意思的是,议会制民主最长寿
19、, 平均一个政权20年,混合制平均1?年,总统制平均1I年。他们还观察到274个权威政权,共3007个权威年度。其中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分类。例如,按照是否存在个主导的执政党来分类,147个权威政权有这样 个执政党,它们是“动员型(mobilizing)的权威政权,共享有1991个权威政权年度(66%),平均寿命为13年。与此对应的就是!27个排他型“(exclusionary) 的权威政权,共享有1016个权威政权年度(44%),平均寿命为8年。如要按照是正式权机构的多寡而分(number of formal powers),有167 “多头” (divided)权威政权和91个“单头”(mo
20、nolithic)权威政权。前者共享有2407个政权年度(80%),平均寿命为14年:后者共享有600个政权年度(20%),平均寿命为7年。最后,如果按照政权是否制度化而分,制度化的权威政权即“科层化(bureaucratic) 权威政权,与它对应的是“独裁化(autocratic)权威政权。前者有146个,共享有2117个政权年度(70%),平均寿命15年;后者有116个,共享有890个政权年度(30%),平均寿命8年。在跟本文作者的通信中,他指出“因为把左派权威政权与右派权威政权放在起,所以在分析平等的问题 上,会出现问题”。因为,“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平等方面,远远超出了所有别的国家,不
21、论是在民主的 还是权威的政权之”。在数据允许的情况,如在用世界银行的个数据库去分析政权类型与人口发展的 关系时,他就把原社会主义国家拿出来作为个单独的类型做比较分析。7所谓“政权年度”,指每年观察到的每个国家是什么政权的累积单位。如果一个国家在40年当中,曾经 出现过两个政权,其中权威政权统治了 30,民主政权统治了 10年,那这个国家就有30个权威年度、10个 民主年度。别的国家的政权年度也是如此类推。另外,个国家在40年的历史中,有可能出现个以上的 政权,即在历史出现过一次以上的政治转型。 上述所有数据,都来自民主与发展第章。另外,作为本文的惯例,除非加以特殊说明,所有在本 文所用的数据,
22、都出自民主与发展书。 PPP的指标也会引起争议。比如说,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产值按照PPP的算法,2003年已经达到人均5000 美元的水平,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CIA的测算),而按通常的算法,刚刚达到1090美元。用什么标准, 有的时候可以变得非常政治化。这些不同的政权类型年度,就是民主与发展研究分析的因变量(也就是要被解释的对象):他们要看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不同政权类型出现的可能性。在这里,经济发展水平是通过人均国民收入去代表的。他们把作为自变量的人均国民收入,按1985年的实际购买水平标准化(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dollar
23、s),这就使历史的数据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基础。9此外,根据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传统,他们还引入了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代表个国家政治遗产的两个变量(1945年后是否独立,1919年的时候是否英国的殖民地),代表个国家政治历史的指标(曾经转变为权威政体的次数),代表个国家宗教结构的指标(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等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个国家中民族和宗教的分裂程度(两位随机相遇的人不从属于同一群体的几率),以及国际政治环境(民主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运用PROBIT的统计分析模型,他们证实了,在传统思路下,用人均国民收入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预测政权类型的最好指标:倚靠这一指标,在4126个政治体
24、制年度中,他们对民主体制年度的预测,77.5%都是正确的(82页)。这似乎证实了李普瑟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类型关系的第一个命题: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政治体制类型。 PROBIT是非线性回归分析的种形式。这里所用的模型为:Prob(政权类型=权威)=F(XiQ),其中F()代 表正太分布的累计分布涵数,Xn代表各国在不同时间各种因变量,包括人均收入,p代表测算出来的系数。 P越大,反映出人均收入对出现权威政权的可能性影响越大。 所谓“外在性”在这里是指人均收入多少不受政治转型可能性大小的影响但确可以影响政治转型的可能 性。前者的存在,是独立于后者的状况的。也就是所谓因是因,果是果,因不受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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