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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社会议题讨论的重要平台之一,研究报告指出,有超过三成的社交媒体使用者在社交平台发表自己对于政治的想法,有超过两成的选民在社交媒体上追踪相关政治人物,并积极参与政治公共事务。新媒体时代下,社会网络和新媒体的普及和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同时也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青年是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和传播者,而台湾地区的青年选民在新媒体发展下,使得其在政治内容、政党资讯、政治谈论等议题能够广泛接触。在此背景下,政治效能感也被普遍认为是影响民众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分析哪些因素影响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多角度出发,
2、通过梳理对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状况,具体分析政治效能感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分析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同时,结合媒体发展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效能感等相关理论,利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设计,量化的呈现研究结果,检验其相互作用和效果,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从而分析新媒体对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及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通过此研究,以期弥补相关学术空白。文献综述本研究主要探讨新媒体接触对于政治参与度的影响,及政治效能感对于两者的中介作用,通过对相关研究状况的进行了文献分析。1991年,郭秋永认为,当公民保有政治功效感而未诉诸政治活动时,政治精英
3、可以预期到公民的可能需求和政治活动,从而事先给与回应,因此,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不仅对公民的而政治参与分析具有重要的启示,也对政治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社会网络、政治讨论与投票参与的研究中,林聰吉认为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政治讨论对于民众政治态度的塑造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首先,当人们面对重大问题时,有配偶者与无配偶者寻求资讯的社会网络有所不同。有配偶者依赖的讨论对象是建立在一个以家庭中最亲近成员为核心,而逐步向外扩展的网络关系,其咨询对象依次是配偶、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其次才是非亲属关系的朋友、同事等。至于多数无配偶者的讨论对象首先是父母、然后是朋友,最后是旁系亲属。其次,
4、社会网络中的政治讨论呈现几种不同的面貌,第一,有配偶者的政治讨论高于无配偶者。第二,咨询对象的亲属程度与意见同意度有高度正相关,关系越亲近的讨论伙伴,对政治事务的共识越高。2008年,对于台湾民众政治效能感的分析中,陈陆辉、连伟廷认为,社会网络的政治讨论,对于提升政治效能感具有重要的影响。民众所处的人际网络在提供个人政治咨询以及公民讨论中,具有一定的贡献。不过,社会网络的政治讨论情况,却未必可以提示其对政府回应能力的评价。新媒体的发展对公民有重要影响,民众经常注意新媒体的报道,其外在政治效能感就比较高,因此,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对民众重要政治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2015年,裴志军认为,新媒体与
5、网络的发展对于居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民众ode政治行为,需要充分考虑其心理状态的所处社会环境,同时政治效能感会提高居民的公共协商参与度。同时,他通过研究发现,强社会网络拥有者更倾向于参与公共活动。 2016年,卢洪亚认为,新媒体平台的使用率高,正在取代网站与传统媒体,同时台湾民众网络的信息掌握比较被动,通常接受符合自己既定立场的信息,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青年的投票率增加,并深刻影响其投票倾向,而针对此现象,应该利用整合资源、出台政策、加强交流互动、提供扶持和平台等手段营造新媒体的传播氛围。赵怡、李贞怡认为,新媒体会对民众产生较为显著的政治行为影响,认同新媒体的使用可以提升政治知识、兴趣和注意力。2018年,在社群媒体与政治公民参与研究中,林淑芳认为,经常关注互联网社交平台政治与公共事务资讯者,也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政治信息或者动员亲友参与网络上的政治活动,但是对于线下的公民政治活动参与率较低,但是通过增加网络政治讨论,还是可以间接影响线下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同时,若单纯使用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讨论,并不能增加政治讨论多元性,但是如果能增加网络上与他人讨论的机会,可以提高政治讨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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