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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我国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探讨 论文关键词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范围;标准论文摘要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只能进行合洳陛审查,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合法性的问题,还涉及到合理性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能否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还存在着争议。本文对行政裁量权能够纳入现行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了论证,并对司法审查的标准提出了设想。一、我国对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院对行政裁量权的审查范围和标准主要体现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说明上。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其次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2、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详细行政行为侵扰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详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五十四条规定,(一)详细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详细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详细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肯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惩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第五十
3、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恳求(二)被诉详细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从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实行的是合法性审查的原则,对于合理性问题的审查,在上述司法说明的第五十六条予以解除。换句话说,从司法审查的范围上看,只对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不对是否适当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那么,在这样的立法原则下,法院原委能不能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审查呢笔者认为,法院可以而且应当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审查。当然,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法院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审查是合法性审查。这是司法审查的广度问题(即笔者所称的范围问题)。而法院目前不
4、能就行政裁量行为是否合理进行审查,这是司法审查的深度问题(即笔者所称的标准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绝不能将对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广度与深度混为一谈。但是,一些学者依据上述的法律规定,认为法院可以对行政裁量权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便是涉及到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而且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说明第56条中解除对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的审查是立法的缺漏和自相冲突,以致缩小了行政诉讼法所确立下来的审查原则。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要弄清晰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说明中对于法院审查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和强度,首先
5、要明确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的内涵。弄清滥用职权的内涵,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行政滥用职权只存在于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上,还是应包括裁量权以外行政职权的滥用上。在国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其所列滥用权力的详细表现几乎全是滥用裁量权的表现,而且法国二十世纪以后形成的新滥用权力理论也与此相吻合。人们已相识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仅可能导致行政不当,而且可能导致行政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违法包括两种状况:自由裁量权的超越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于前者,中外法律都为其支配了滥用权力以外的某种违法的归宿。由此看来,行政滥用职权不仅与自由裁量权以外的其他行政职权违法无缘,而且也并不包括自由裁量权本身的全部
6、违法。行政滥用职权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且是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一种行使裁量权的违法。进一步说,行政滥用职权的涵义包括:第一,行政滥用职权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超越这一权限,便构成其他违法。这不仅同行政越权相区分,而且也划清了行政滥用职权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其他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其次,行政滥用职权表现为不正值地行使权力(如不正值的延迟)。第三,行政滥用职权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而不是行政不当行为。把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看成是违法,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做法。因此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限制行政滥用职权与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并不冲突。由此可见,我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中,合法性审
7、查原则已经把行政裁量行为纳入到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从合理性原则作为法律原则这一点来看,它本身就属于合法性原则的范畴,是合法性原则的引申,是合法性原则在自由裁量问题上的进一步要求。-4在司法审查的角度上,将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进行区分,主要是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划分,以免司法权越俎代庖。但是从行政裁量权运行的角度考虑,二者是合一的。在明确了滥用职权的内涵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探讨显失公正的涵义。胡建淼教授认为: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表述。滥用职权是从主体和行为着眼,显失公允则是从行为结果着眼。行政滥用职权事实上是行政主体不正值行
8、使权力而造成显失公正之结果的行为,假如行政主体行为虽有不当,但尚未达到显失公正之结果,那么便不属滥用职权违法,而是行政不当。有人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院可以变更显失公正的行政惩罚,进而推定法院可以对此进行合理性审查。而胡建淼教授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了说明:(1)第54条第(四)项规定的判决变更所适用的范围并不包括全部滥用职权的行为,它只限于显失公正的惩罚,即滥用惩罚裁量权;(2)第54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属于义务,第(四)项规定可以判决变更则属于权力。可以二字意味着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也可以不判决变更,而判决撤销。-6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并且认为,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给予法院变更滥用行政惩罚裁
9、量权的行政行为的权力,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我国行政惩罚权普遍存在、滥用现象严峻,法院对于显失公正的行政惩罚干脆判决变更,比撤销以后责令行政机关重作更节约成本。因此,不能因为法院对行政惩罚裁量权的裁判方式存在例外的规定,就认定目前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包括合理性审查。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将全部的行政裁量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的。但是司法审查的深度上却只限于其合法性。详细的审查标准并不清楚,例如滥用职权,其内容在立法上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国外的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也规定得非常笼统,例如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0条规定,关于行政厅的裁量处分,只要存在
10、超越裁量权的范围或者其滥用的状况,法院就可以撤销该处分。但是日本的法院又通过一系列判例对其予以明确。而我国是实行成文法制度的国家,判例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建立像国外那样在法院的判例中找寻先例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二、我国对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我国行政法学界在确立法院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上,学者们有不同的归纳。笔者认为法院在对待行政裁量行为时,应当分为两个层次详细分析:一方面,行政机关逾越行政裁量权时法院的审查标准。任何权力都是有法律限制的。因此,行政裁量也具有相应的权力界限和裁量范围。一旦行政机关超过了裁量范围就构成了逾越裁量。在这种状况下,法院进行审查时没有必要将其他非裁量
11、行为进行区分,应当对该行政裁量行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全面审查。这种状况下,行政裁量行为的违法性是非常明显的。另一方面,法院在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但是裁量违反了立法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内在界限,构成裁量权滥用时的审查标准。各国的法律和判例所确立下来的标准各有差异,但是,也有多数是通用的,在此,我们借鉴这些共通的标准以及一些国家典型的标准来探讨我国法院对行政裁量权滥用的审查应当确立的标准。 第一,审查行政裁量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目的。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是基于肯定的社会须要,为了实现肯定的社会目的。行政裁量的行使只能是为了实现授予该权力的目的,而不能
12、用于与授权法相冲突的目的。就法院运用此项标准审理而言,首先要确定授权法的目的,进而依据行政机关提出的证据和材料去推断裁量权的行使是否违反了法定目的。详细说来,在实践中,在确定授权法目的时,假如授权法对其目的规定明确,法院可轻松判定授权法的目的或主要目的。但有时法律规定的目的较为模糊,要探明法律目的就相当困难。在这种状况下,须要法院依据详细状况通过说明确定法律目的,而法院对法律目的的阐释和认定往往确定了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审查程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实中,应当赐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裁量权,使其能够在详细的案件中说明相关的法律,否则让法院判决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是否符合授权法的目的就很难实现。另外,行政机关行
13、使裁量权的目的可能不止一个,若其中部分目的正值,而部分目的不正值,法院如何判定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正值。这种情形下各国的做法不同,依据各自的法治传统和社会现实,有的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标准,只要有不正值的目的存在,即认定该行为违法,例如澳大利亚。而有的国家实行的标准相对宽松,例如在法国,只要其中一个目的合法,该行政行为就成立,当然假如权力滥用的是这个行政行为的主要目的时,行政法院将撤销该行为。在我国,司法机关要运用自己的裁量权去确定标准,笔者认为这须要结合行政权的过度膨胀、失控、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以及法官的素养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其次,审查行政裁量行为是否考虑了相关因素。所谓相关因素是指与所处理事
14、务有内在联系并可以作为确定依据的因素。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或者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都可归入不相关考虑范围,都构成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在详细的司法审查过程中,哪些是行政裁量行为应当考虑的因素,哪些是行政裁量行为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须要法院适用司法裁量权去对相关的法律进行说明。与前面所提到的何为法律的目的一样,须要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去敏捷把握。第三,审查行政裁量行为是否有意拖延或不作为。行政机关有义务行使裁量权而不行使裁量权的缘由许多,可能是行政机关漫不经心,有意不行使,或者错误地认为依据有关法律应当不作出确定。例如,在英国,通常认为行政机关将本由自己行使的裁量权委
15、任给他人,事前订立严格政策导致不能依据个案进行裁量,通过签订合同或其他协议束缚自己的裁量权等状况,皆构成裁量权不行使。而行政裁量行为拖延是指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办理某一事项的时限,在时限内,行政机关在何时办理某事有裁量权。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形下,须要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紧急处理,否则将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这时,假如行政机关有意拖延,肯定要等到时限届满之时或某种损失已经发生之时再办理,则构成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另外,对于行政机关办理的某些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或不行能规定详细的时限,何时办理完全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在这种状况下,行政机关的裁量也应依据相应事项的轻重缓急和各种有
16、关因素,依序办理。假如行政机关有意将某些应紧急处理的事项压后处理,应刚好办理的事项有意拖延,同样构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第四,审查行政裁量行为是否符合公正法则。实施法律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实现公正的价值。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目的,就在于使其依据详细状况、详细对象作出公正合理的选择和推断,而不是让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随意所为。公正法则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对同等状况应当同等对待,这样,行政相对人就可以依据行政机关已作出的裁量确定,预见他们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以后的行政行为的期盼。假如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对处于同等状况下的相对人赐予不同对待,便属违反公正
17、法则。另一方面,公正法则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裁量权时遵循比例、不失衡,应适当地权衡行政所能实现的目的与对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关系,假如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所实现的价值远远小于行政相对人所遭遇的损害,则违反了比例原则,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另外,公正法则还要求行政裁量行为前后一样,不反复无常,从前所作的行为和以后所实行的行为保持一样。当然,法院在审查时应当权衡行政遵循先例、前后保持一样与新的状况、新的政策出现,不应遵循先例这两种情形下对社会公益,对行政相对人所造成的影响。第五,审查行政裁量行为的作为是否基于弹性法律用语的随意扩大或缩小说明。弹性法律用语主要包含在法律规范中的前提要件之内。例如公共利益
18、,必要性等,成文法恒久不行能明确地将全部情形规定下来,法律规范采纳弹性法律用语,意味着授予行政机关肯定的说明自由。行政机关在说明弹性法律用语时,必需依据法律规范的目的,整个法律规范的内容以及社会公认的基本规则进行说明,而不能对弹性法律用语随意扩大或缩小说明。这样的弹性法律用语即是德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德国法院将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予以严格区分,使不确定法律概念接受全面的司法审查。在我国的行政法中,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但是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当确立起相对严格的标准去规范对弹性法律用语的说明。三、结语当然,上面所阐述的我国对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是笔者借鉴国外的理论、司法实践以及
19、我国学者的探讨成果,在理论上提出的一些设想,真刚要从司法实践上明确我国司法审查行政裁量权的标准,还要从制度上进行落实。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立法上着手,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或是颁布新的司法说明,对现有的审查标准予以扩大说明或者确立新的审查标准,将行政裁量权司法审查的标准予以明确。这个途径比较符合我国现行的立法、司法体系,但是详细操作起来困难却很大。因为成文法的抽象性与相对滞后性确定了:无论法律规范制定得多么完备,也不行能穷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详细的司法审查过程不行能完全依法进行。另一个途径是从司法体系着手。一方面,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起判例制度,允许低级法院的法官从高级法院的判例中寻求判案的依据;另一方面,给予法官合理的司法裁量权,允许法院在特定的案件中对相关的法律规范作出说明。当然,这须要从对法官严格的专业训练和道德的考核着手,但是从我国长远来看是不难实现的。 第11页 共11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第 11 页 共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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