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南方丝绸之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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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麼是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也稱茶馬古道、蜀身毒道,是一條起於現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其總長有大約2000公裡,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就已開發。它以四川宜賓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巨集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與西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南方絲綢之路”的提出,是基於以巴蜀文化為重心,分佈於雲南至緬、印的地區內,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亞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時代明顯早於經中國
2、西北出西域的絲綢之路。由於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稱已為中外學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稱這條由巴蜀為起點,經雲南出緬、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的中西交通古道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編輯南方絲綢之路的起源與發展1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起於現今中國四川成都,經雲南進入緬甸,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公元前4世紀,蜀地商隊驅趕著馱運絲綢的馬帶,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嶇的山間小道,翻山越嶺,跨河過江,進行著最古老的中印商業貿易業務,從而開闢了這條我國通往南亞,西亞以至歐洲的最古老的商道。它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巨集出境,進入緬甸、泰
3、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南方絲綢之路國內段的起點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從成都向南分為東、中、西三條主線:西線經今四川雙流、新津、邛崍、雅安、滎經、漢源、越西、喜德、瀘沽、西昌、德昌、會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雲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這條線路被稱為“零關道”(或作“靈關道”,東漢時又稱“氂牛道”)。中線從成都南行,經今四川樂山、峨嵋、犍為、宜賓,再沿五尺道經今雲南大關、昭通、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進抵大理。東西兩線在大理會合後,繼續西行至今永平,稱為“永昌道”。從永平翻博南山、渡瀾滄江,經保山渡怒江,出騰衝至緬甸密支那,或從保山出瑞麗抵緬甸八莫。東線從四川經貴州西北,經廣西、廣東至南海,這條
4、線路稱為“群舸道”,或稱為“夜郎道”。在這三條主線之間還有一些支線,如經四川宜賓、雷波、美姑、昭覺到西昌的支線和從西昌經鹽源、雲南寧蒗、麗江、劍川而抵大理的支線。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的國際通道,它的國外段有西路、中路和東路三條。西路即歷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後又稱“川滇緬印道”,從四川出雲南經緬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亞、西亞。這條縱貫亞洲的交通線,是古代歐亞大陸線路最漫長,歷史最悠久的國際交通大動脈之一。中路是一條水陸相間的交通線,水陸分程的起點為雲南步頭,先由陸路從蜀、滇之間的五尺道至昆明、晉寧,再從晉寧至通海,利用紅河下航越南,這條線路是溝通雲南與中南半島的最古老
5、的一條水路,秦滅蜀後,蜀王子安陽王即從此道南遷至越南北部立國。東路,據水經葉榆水註記載,應是出昆明經彌明,渡南盤江,經文山出雲南東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達河內。南方絲綢之路,在國內形成了我國西南及南方地區的巨大交通網路,在國外則與中南半島、南亞次大陸、中亞、西亞連接成一個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網路。兩千多年來,南方絲綢之路為連接中國西部與東南亞、南亞,特別是在促進中印經貿發展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與西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綢之路”也為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編輯南方絲綢之路的性質2研究表明,南絲路至少具有三種功用:對外貿易、民族遷徙、文化交流。1對外貿易對外貿易
6、是南絲路的主要性質和作用,這一點沒有人提出異議。徐中舒、童恩正等學者都先後論述了先秦時期成都工商業之繁榮,童恩正、段渝還指出了古蜀與中亞、東南亞、東北亞等地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和文化交往。(1)對外貿易貨物古蜀對外貿易中最著名的貨物是絲綢。段渝認為,古史傳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發明蠶桑絲綢並非虛言,青銅器銘文和左傳等記載均可證實。而四川是中國絲綢的原產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遲在戰國時代已具有相當規模(段渝嫘祖考,炎黃文化研究第4冊,1997;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 學林出版社,1999,319371頁;中國絲綢的起源時代,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第4期)。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
7、絲綢(王治來中亞史第1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童恩正認為這些絲綢(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從成都經“西南絲道”運到印巴次大陸,然後轉手到達中亞的(略談秦漢時代成都地區的對外貿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蜀布是史記中多次提到的貿易貨物,任乃強先生認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銷印緬等地數量最大的商品。他在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中考證認為蜀布應是蜀地當時特產的苧麻布(見文史雜誌)1987年第1期)。邛杖也是史書中屢有記載的貨物。史記大宛列傳張守節正義、史記西南夷列傳裴駟集解、唐朝李吉甫元和郡縣誌等文獻記載表明,邛杖就是臨邛至邛都,沿古氂牛道一線山上生長的“節高實中”的竹做的杖。但也有學者認
8、為張騫所註意的“邛杖”並非蜀物(任乃強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雜誌1987年第1期)。(2)南絲路貨幣研究學術界對南絲路貿易中使用的貨幣研究得比較充分。多數研究者認為,南絲路上對外貿易採用的貨幣是一種產於印度洋的海貝。縱貫南絲路,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南中地區、雲南地區都出土了海貝。羅二虎在南方絲路古貝考中說,在南絲路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大量海貝。這種海貝,絕不產於我國內陸的江河湖泊,雲南稱貝為“海貝八”、“海貝巴”,可見產於海洋(羅二虎南方絲路古貝考,伍加傖、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5,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方國瑜認為這種海貝就是貨幣(方國瑜雲南用貝巴作貨幣的時代及貝的來源,雲南
9、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彭信威認為雲南用貝幣的歷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響。古代文獻也對印度洋地區使用貝幣有所記載。舊唐書天竺國傳說“以齒貝為貨”。宋會要稿第197冊:“天竺國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天竺即印度,表明古代印度將齒貝作為貨幣。緬甸史引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國旅行家至下緬甸的記載說到“居民市易,常用海 以為貨幣”。該書還說“其貝子計算之數 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用四四五進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見其時對於印度貿易之盛矣”(哈威緬甸史,商務印書館,1957)。新唐書南詔傳說:“以繒帛及貝市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馬可波羅行紀第118章哈刺章州(即雲南)說:
10、“彼等所用海吧,非本土所出,而來自印度。”可以推斷,雲南海貝來自印度,雲南用貝為貨幣的習俗也是由印度傳來(陳茜川滇緬印古道考,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這種貝幣的傳播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隨著南絲路貿易的開展,可能由緬甸、印度的商人運人永昌境內又由成都商人或大理商人運人大理,再北傳至古蜀及其他地區。或者直接由成都商人用自己的貨物換取貝幣(田懷清從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開發,南方絲綢之路文化論,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3)對外貿易的性質和方式一般認為自秦漢以後,南絲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貿易線。而對先秦時期經由南絲路進行的對外貿易的性質就有不同的認識了。一種觀點認為主要是
11、民間自由貿易,在秦漢以前,西南地區分佈著大大小小的國家、酋邦及部落,民間自由貿易應是主體,即使是漢代關閉蜀故繳,民間自由貿易也沒有終止,就如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焚僮、氂牛,以此巴蜀殷富。”另一種觀點認為主要是政治單位和族體之間的貿易,其性質不宜用“官方”或“民間”來論說認為南絲路是沿途國家、酋邦及部落有組織進行對外貿易的線路。這可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考古發現為證,象牙、海貝及外來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結在像三星堆這樣大型、都城、區域統治中心內。古蜀經由南絲路進行的對外貿易,主要有直接販運和轉口貿易兩種形式。在轉口貿易中,古蜀產品要抵達南亞等地,需由古蜀滇 外國商人
12、經過多次轉口交易來完成(吳欽承、孔凡勝、蕭安富南方絲綢之路商貿貨幣探討,四川省錢幣學會、雲南省錢幣研究會編南方絲綢之路貨幣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2民族遷徙線費孝通先生根據民族學界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新的民族學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指出民族走廊是一定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境如河流、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一條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沉澱。在中國的民族走廊中有一條是藏彞走廊(費孝通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民族社會學調查的嘗試,栽費著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
13、年第3期)。李紹明先生明確指出,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是一條民族走廊,而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則是一條古代交通線。西南絲綢之路即是藏彞走廊中的一條通道(李紹明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交通與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遠在舊石器、新石器時代,這條古道上就已佈滿人類的足跡了,迄今有著藏緬語族的各族以及聚居其間的一些民族如壯侗語族、孟高棉語族、苗瑤語族。藏彞走廊區域自古就是藏緬語族諸民族南下和壯侗、孟高棉語族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們匯合交融之所。眾多民族在這裡留下的歷史文化,內容之豐富,並不亞於中原地區(李紹明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西南的古代
14、交通與文化,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近年來,學術界對藏彞走廊的研究大有升溫的態勢,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會更加豐富。3文化交流線商業貿易、民族遷徙,必然使得各種文化交流、交匯、交融。南絲路作為一條跨地區、跨國家、跨大洲的國際貿易線,一條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民族遷徙線多種民族、地區和國家的文化在此交流、交匯乃至交融,理所當然。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都明確地顯示出南絲路具有的文化交流特性,並反映出古蜀與南絲路沿途的南中、滇文化區以及東南亞、南亞、近東的文化交流關係。段渝在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說:古蜀與南中毗鄰而居,自古以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古蜀是一個泱泱大國,它強大的國力
15、和強硬的對外政策,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態地區的基礎之上的。經由南絲路,古蜀對南中進行了持續和強勁的文化和政治擴張。蜀國在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設有數個據點,起著相當於後來“兵站”的作用,其戰略目的在於控制南中資源、維護南絲路商道的通達和安全。在金沙江、安寧河流域發現的多種蜀式兵器,表明瞭蜀文化與南中的軍事控臨關係。這種軍事控臨關係,從商代中葉三星堆文化開始,到西周時代蜀王杜宇“以南中為園苑”(華陽國志蜀志),把南中諸族作為附庸(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上冊,中華書局,1987,9頁),確有文獻和考古材料可資證實(段渝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學林出版社1999)。古代文獻記載,古蜀與滇自古就存在一定
16、的交往關係,段渝認為,蜀文化對滇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青銅器方面。古蜀青銅文化誕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遠,連續發展的時代也比滇文化長久,古蜀青銅文化較早滲入和影響了滇文化(論商代長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古文明的關係,東南文化)1993年第2期)。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土的青銅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銅文化的某些因素。據科學檢測, 星堆青銅器中所含的鉛,就是取之於雲南的。蜀國青銅器合金成分與滇文化青銅器比較接近,顯然與其礦產地和礦料來源有關。蜀、滇兩地都曾使用貝幣,為大宗的金錫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價物,是一種十分有利的條件(段渝四川通史第1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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